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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自述与刘少奇之女刘涛文革苦恋


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根据与母亲、刘少奇第四任妻子王前见面的谈话,写了轰动全国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清华大学64级学生、前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回忆录《清华岁月》中,披露他与同班同学刘涛之间在文革初期的感情经历。

清华大学时代的万润南(右)与同学游览北京北海公园

刘涛1968年毕业后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1972年调回北京车辆段。1970年,她同清华同学万润南(1946年生,曾任北京四通公司总裁,政治风波后流亡海外)结婚,婚后生一子名万方。1972年,两人分手,孩子给了万。万后娶了李昌(曾任中纪委书记)女儿李煜为妻。

(一)赵大大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一九六四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一位姓赵的同学,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O的郑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学,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也上去逛逛。发现他也常在网上出现。我就留了一个贴,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八九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邓丽君因为六、四屠杀而拒绝去大陆,让我们这些因为六、四而流亡出来的人对她更添了一份敬重。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三)花样年华

前几天我上清华校友网,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苇。(我这里怕给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故隐去了真名。)

第一次见苇,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苇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苇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POSE,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苇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四)婚配概率

介绍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绍两位: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学号从640031排到640059;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五)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六)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七)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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