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陈嘉映、周濂：中国与现代性

不过，我同意汀阳，从反思这个方面着眼，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我们的反思和轴心时代的反思有很大的区别。大而化之的讲，轴心时代的反思是一种“有根”的反思，人们依托着某一特定传统反思。希腊人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书里充满反思，你只要读读就知道，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但那些反思始终依托在古希腊人的传统之上。在中国，孔子、先秦诸子，都在反思，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是跳出既有的生活形式来进行反思。这些引领后世思想发展的先贤都依托于一片富有营养的社会生活。现代的反思则无处不在，而且反思的程度很深，深到对任何传统都不再信任。

接下里我再谈谈赵老师所说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是片面的”。这是个常识，但是特别值得提一下。因为我们占有的材料是那么无穷之多，我们有那么大的思考空间，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谁能提供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更不要说是唯一的关于现代性的看法。一个个人能讲出一点角度稍新的看法，就很好了。

然后赵老师讲到了进步论、批判论和历史发生论。讲进步论的时候举了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讲到批判论的时候又说，差不多当代的批判理论或正或反很大程度上都起源于马克思。批判理论是跟进步论对着讲的，但两边都主要是马克思。这里有点儿什么东西需要澄清，希望赵老师一会儿多讲一些，能让我们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三类是历史发生论，我认为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它与前面两类不是并列的。赵老师在刻画中已经触及到一些根本的东西，这些刻画多多少少说明，历史发生论确实与前两类不一样。

历史学家有点像人文学科中的科学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黄仁宇、杨奎松等，他们也许有历史大观念，但身为历史学家，他们得用具体历史研究来证明自己的大观念，不像普通人，主要从自己的偏好出发信上了一种大观念，不怎么在意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是读书人，依托于历史资料，有点儿像是科学家那样在做工作。就此而言，广大民众永远不可能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历史，那种求真态度属于智识精英。民众主要是需要一个立场，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他们可以从历史学家那汲取养料，如果他们想营造出一个大致还可信的意识形态图景的话。然后赵老师讲到了技术和商业。很多写作大历史的人强调观念的作用，海德格尔是最突出的典型。在他看来，历史基本上就是思想的历史。马克思倒是注重生产力，不过他所说的生产力也相当观念化。历史学家不会这样笼统地谈生产力，而会谈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发展、组织技术的发展。其中技术的确是个突出的因素，什么都不如蒸汽机、电、网络那样剧烈地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它们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它们不但改变观念传播的方式也改变观念本身。

但另外一方面，赵老师也讲到，中国在宋朝的时候技术也很发达的，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形态。的确，技术的发展本身又明显受到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商业组织等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古希腊的时候，古希腊的技术不是说最发达，但是也相当发达，但古希腊人基本上没有想到借助这些技术来修订关于世界的思辨。他们不认为哲学理论和技术有什么关系，思想家认为技术是属于工匠的比较低级的东西。中国士大夫传统也差不多是这样。光是这种观念就大大限制了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说到这里，又引出一个大问题：技术在改善我们物质生活的同时是不是桎梏了心灵的发展?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再谈下去。刚才赵老师讲到片面性，我们人文学科的老师讲到技术，只能泛泛而谈，具体的技术啥都不懂。我们讲到现代性，会更多去讲现代人的焦虑、风险感，现代人意义的失落感。

赵汀阳：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

赵汀阳：不仅仅是马克思，大多数特别重要的思想家往往都是多面的。他们在思考深度的社会历史或者其它生活问题时都很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其实自相矛盾的根源不在思想，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就像康德指出的，理性本身是合理的，但是一旦用于理性解释不了的领域就二律背反了。似乎应该说，假如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情况，那么思想难免自相矛盾。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在刚才我所说的进步论和批判理论两种思路中马克思都有重要影响，而这两个思路多少是互相矛盾的。在进步论方面，马克思的这条思路后来不如自由主义的影响大，大概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实践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明显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自由主义就成为历史终结论的主要思路。但在批判理论方面，至今还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今天主要的批判理论者，包括那些激进思想家们，都是受到马克思明显影响的。这意味着，马克思理论是否正确是个未知数，但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

周濂： “自鸣得意的现实主义”是今日中国的重要敌人

周濂：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刚才听二位老师的发言，非常有感触。不知为何，想起今天中午收到的一条微信，本科时候的一铁哥们发来的，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给一位女生的情书中的一段话，这位哥们神经兮兮地把它当作“佳句妙语”摘录了下来，收藏至今，我今天一看，终于明白为什么那段感情没有下文，因为情书写的太烂!我之所以说这件看似不着四六的事情，是为了回应赵老师所说的媒介的重要性。媒介是传播观念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渠道。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年夏天我焦急等待对方回信的心情，每天十点就跑到县城的邮局打探消息。这样的情感节奏和生活方式与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有了手机、短信、微信、QQ这些即时通讯工具，我们可以随时追杀猎物，但当年不同，只能默默忍受漫长的等待。媒介的革命，直接改造了快与慢的观念，改造了我们的时间观乃至整体的生活方式。

说到“时间”，记得尼采曾说过一句话：“只有非时间性的东西才是能被定义的。”十几年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撼，大家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贡献之一就是下“普遍定义”。而尼采现在告诉我们，只有“非时间性的东西”才能被“定义”。两厢比较，意味深长。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一个是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另一个就是历史主义的引入，这意味着在现代世界，人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我们依旧试图下定义，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在面对“有时间性的东西”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普遍的定义，于是我们一方面不断地在下定义，另一方面这种“不断”下定义的做法本身恰恰意味着一切东西都是无法被“定义”的。

上至国家、民族、自由、平等、权利，下至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我们都面临着“无法下定义”的尴尬，因为无法给出一锤定音式的普遍定义，所以我们就被迫不断地进行自我辩护。我们无法信心满满地安慰自己，当下过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当下拥有的意见“就是”一个真理。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彻底怀疑”的特征使得我们的生活处于不断的“自我确证”的状态中。这种不断“自我确证”的状态恰恰说明曾经奠基于其下的不言自明的永恒大地消失了，我们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我想这可能是现代性一个非常核心的特质。

陈老师刚才说轴心时代是“有根的反思”，我想借用这句话进一步地说，今天是一个“无根的反思”的时代。现代人能够得救全都维系在“自我确证”的工作能否成功之上。这是我们的困境所在：一方面我们已经意识到再也无法安然接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实在论，那种由上帝或者超越性的存在给予我们的笃定感和安全感虽然很好，但已经一去不复返。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甘心拥抱价值相对主义以及价值虚无主义。

所以哈贝马斯才会说，他与罗尔斯共享的一个使命就是，一方面拒绝道德实在论，另一方面拒绝价值相对主义。如何走出一条居间的道路，我个人认为这是当代哲学家们最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反观中国的政治现实，我认为我们当下要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拒绝“道德乌托邦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自鸣得意的现实主义”。也许后者是更重要的敌人。

• | 共2 页 :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