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智囊谈苏联亡国灭党两大根本原因

74年来，苏共由建政之时的普选制，到执政之初的控制性选举制，再到斯大林及其后的等级授职制，僵化而封建的用人制度从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选贤任能。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就深感改革原地空转、阻碍机制强大、用人制度僵化等执政危机。于是，在1986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做了题为《关于改革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表示“如果不改变现行干部政策，我将辞职”。虽然由此在苏共党内和苏维埃开始推行差额选举制和普选制，但慌不择路的干部制度改革、迟到的普选制，已无法止损执政党的溃败，大批苏共干部在普选中纷纷落选，反而加快了苏共分化和非法化。

二是道德障碍：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性，违背了“权为民所赋”的合法性。权力的合法性首先表现为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这是政权合法性的前提和关键所在。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君主是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的，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源于血缘关系。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有了凭据，由他实施的等级授职制也就通过类推而具有相应的合法性。

道变了，术亦变。进入现代社会，主权在君已经变为主权在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权力的主体。“权为民所赋”，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标识；通过普选制代替等级授职制，完成执政合法性的转换，成为权利时代的共识。即使“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暴力革命的掌权原则，也需要通过普选制来完成其合法性的转换。

列宁领导的苏共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夺取了无产阶级政权，获得了坐天下的合法性。斯大林执政前期，依靠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巨大光环，掩盖了等级授职制的负效应，将民心指数提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以少数人对权力的独占性代表“权为民所赋”的合法性，坐收苏共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红色恐怖”的红利，坐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资源和机遇，迟迟不通过普选制进行执政合法性的转换和积累，仍然固守等级授职制的选人用人体制，或者坚持那种名为公开普选实为实现主要领导和组织意图的等级授职制，致使权力的合法性、代表性、道德性都因执政党的不成熟而很难实现并逐年递减，直至被人民群众所抛弃。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直是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一肩挑，其亲属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达40人左右，形成了“齐奥塞斯库王朝”，权力垄断即使达到如此高度，但最终仍未能摆脱身死国灭，被人民所抛弃的下场。

三是能力障碍：本领层层矮化、本事代代弱化的能力不足，已成重大危险。在等级授职制给定前提下，“藩属”必然向“封建主”负责，等级低的必然向等级高的负责，形成以“封建主”为内核、以家庭为半径、以效忠为原则的人身依附圈。为了保证家天下的巩固，挑选比自己眼界宽、水平高、能力强的人才来协助自己管理并治理国家，成为一些明君圣主的主观需求和客观要求。同时，“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这一法则，又能确保臣子能力再强，权力也不能长期拥有，并随时可被君王收回。因此，君主不仅不忌讳臣子的能力比他强，而且时不时地改革选拔制度，广纳人才，如中国隋朝统治者就创造了开西方文官制度先河的科举制。在科举制的基础上推行等级授职制，既给封建主及其执政团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又给底层人士开辟了一条参政议政、治国理政的信道，加之秦始皇开创的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两大护翼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绵延两千年。

而在以和平发展、公正民主为主题的世界新格局中，苏共最高领导不是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的储君，而是由前一任最高领导相机指定的接班人；苏共的各级领导也难以体现民众的公意和授权，而是由等级高的向等级低的层层授职封权。于是，这种条件下的等级授职制，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两个必然”：一是必然大范围形成“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来”的局面。因为比我高者进店，我就可能出局。二是必然大规模造成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短期行为。因为上级领导凭个人好恶授予或收回权力的主观性、临时性，很难产生长期行为能把握的预期。这“两个必然”，既是干部队伍必须信奉的职业道德，也是各级主要领导的生存法则！

显然，在现代社会，沿袭封建时代的等级授职制，既封堵了公平竞争的信道和舞台，又缺乏实绩考量的标准和条件，还丧失修德增才的动力和机制，主要凭人身关系的依附性、紧密性，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好恶选人用人，能力加速下降成为总趋向。于是，“能力不足”由个别人的缺点，逐渐演变为不少组织和一批人的危险；“本领恐慌”由本代人的缺陷，逐渐演变为不少下代组织和一代人的危险！苏共历史上的七任最高领导人，总体上讲德才素质、执政能力和国内外声望代代弱化。列宁是政治素质、领导能力、革命成就和群众声望最高的苏共领导人，其后继者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斯大林虽然无法与列宁比肩，但其执政能力、历史贡献和国内外影响力远超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等人；赫鲁晓夫的执政能力和建设成绩虽不及列宁和斯大林，但其后继者无人出其右；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是苏共历史上老年治国、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稳定执政、平庸治国18年，痛失苏共改革权力结构的最佳良机，成为苏联走向停滞衰落的起点；戈尔巴乔夫虽是苏共当时所能选出的最优秀的领导人，但他缺乏拯救和振兴苏联的顶层智能和能力。

四是终局障碍：最终无人也无法无能替江山社稷负责。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这一先天性“总病根”始终未能根治，由于“武大郎开店”层层任命、层层矮化的等级授职制这一后天性“总病症”始终未能根除，由于公权力与民权利之间授受、制衡和回归的良性互动关系始终未能形成，因而，提拔庸才、重用奴才、压制人才、排斥英才成为苏共执政几十年来不变的用人规则和导向，“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日益加剧。

从苏共执政领导人看，大都“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斯大林是一个性格“太粗暴”、“没有把握”“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的领导人，控制《职务名册》第1号和第2号名单，插手第3号名单，主要培养选拔“绝对听话”和“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的干部，形成“圣剑骑士团”；赫鲁晓夫“行为举止越来越霸道，自我批评越来越少，对自己的失败拒不承认”，着重挑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干部，形成“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显得比较平庸”且“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的领导人，重用执行型、老态型、保守型干部，形成“第聂伯罗帮”；戈尔巴乔夫“只喜欢夸夸其谈”，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偏见、好恶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及各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可见，代代弱化的执政集团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反而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掘墓人。

同样，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无力回天，也无才回天。自斯大林始，通过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苏联党政领导机构做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显然，群众既无选天下官吏之权，也无当家作主之利，必然不负天下危亡之责。在等级授职制下，广大民众既不能授予和委托权力，也无法回收和监督权力，对权力的运行状态、安全性能、事故指数当然不会关心，甚至发出“天下也该由其他人来管管了”的呐喊！

“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苏共最终不仅无人替党、替国家，替江山社稷负责，而且亡党亡国亡天下之责，也无人能负！苏共“再造”了“历史周期律”的巨大悲剧。

因此，从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看，苏共的腐败与解散是必然的，苏联的溃败与解体是必然的。

“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不仅分别具有难以根治的四大硬伤和难以克服的四大障碍，走向完败实属必然；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三大规律”，走向完败实属必然，且至今难再翻盘也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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