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庐山痛批彭德怀：骄傲犯上

他一坐下便开了火：“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想讲几句。”这是毛泽东讲话特有的方式。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他在指出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后，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明眼人一听，这“第二种人”显然不只是说彭德怀。在场的周恩来立刻紧张起来。他听出毛泽东话中有话：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

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应该说我，实在一大堆事没管。”周恩来是顾全大局的人，也是一个绝顶睿智的人，他知道，这次庐山会议虽然毛泽东决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评，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不平衡和一个“结”——始终对几年前的“反冒进”耿耿于怀，所以一有机会便点一下。今天他表面上是在表扬周恩来吸取了“反冒进”的教训，这次“站住脚”了，没和彭德怀搅在一起，但实际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怀那样再搞“反冒进”。周恩来已听出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发。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紧张，感到庐山会议的风向在变。彭德怀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说：“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说：“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得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胜利中的困难，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要鼓气，但要把虚气去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主席要求综合平衡，但是比例关系失调；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这个本子（注：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报告）没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满满的。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办法……非当机立断不可。”这说明，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又要反右的情况下，还是尽己所能纠“左”。

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听到了周恩来这些与自己类似的观点。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回答：“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接着说：“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由此看出，周恩来是赞同彭德怀的信的内容的，只是劝他注意方式，要谨慎。

庐山会议不仅改变了一个或几个人的命运，而且至深至远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面对突变的政治风云，许多人再也没有心思欣赏庐山美景，“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

本来埋头给经济指标“降温”，并期待庐山会议能够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腾出相当的精力来关注“反右”。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说：“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我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他强调：“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1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下午继续开会，他说必须坚持两点，“一点是在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正是拥护总路线，我们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一边落实，一边反右。落实是落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要鼓足干劲。”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很能体现他在两难处境中的矛盾心态。他一边反右，一边做那些很可能被认为是“右”的诸如削减基建、降低指标的工作。不反右不行，不务实也不行。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面临的两难处境，主要是既要纠“左”又要维护毛泽东；那么，后阶段他又面临新的两难，即既要反右又要实事求是地抓工作。

眼看着批判彭德怀越来越厉害，周恩来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曾对黄克诚不无惋惜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庐山，彭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他在发言中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的表现“欠妥”、“不慎重”之外，还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

7月26日，周恩来对各部委负责人讲话时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休息，吃工作人员送来的包子充饥。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旁听的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毛泽东说：“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在会上，周恩来讲话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犯上”，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而7月17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不善，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黄克诚自述》）

面对林彪的不实之词，彭德怀据理力争，但招来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说他组织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

毛泽东以后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59年8月16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全面检查，彭德怀承认自己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他在“自述”中说，面对这样局势“我只能毁灭自己”了。随即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同一天，周恩来召集大区负责人会议，布置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工作，要求回去以后与中央密切配合，“在反右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保证各种指标能够完成或接近完成”。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反“左”曾鼓舞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转为反右后便使得纠偏务实工作举步维艰，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何来“干劲”和“精神鼓舞”？——这是周恩来在两难处境中说出的言不由衷的话。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其实周恩来始终处于矛盾中，他同意彭德怀的主要观点，又违心地批判他；他同情这位几十年的战友的不幸遭遇，又硬着头皮通过对他的处理决定。当年在他身边的秘书李岩说：“我们看到总理的心情非常沉重，忧心忡忡，很少发表意见。”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庐山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混乱。周恩来在庐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处境下，他忧心如焚，顾虑重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忍受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这些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损失，而“变通”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困难多多。特别是“投鼠忌器”，他在尽最大可能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毛泽东的形象不受影响；他在反右倾保守的时候，还要考虑务实，挤去虚高的水份。他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夹缝中周旋着，在两难处境中游走着。实践证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历史虽然没有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而改写，但在经济上却把因批右造成的损害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来功不可没！

在会上，周恩来虽然讲了一些违心的话，但庐山作证，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下，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再三提议，会后由周恩来负责抓一下1959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而这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再加上必须面对的苏联的指责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对困难，我从来没有投降过。”周恩来是这样表的态。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竭尽全力维系中国的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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