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巧克力城”繁华不再，非洲商人去留彷徨

4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就有非洲人早早来到服务中心等候办理居住登记。

失落

2014年下半年，广州市政府对外国人口入穗进行管控，与此同时，对原本管理不规范的登峰街大力整顿，严格核查证件，一旦发现问题，轻则罚款，重则遣送回国。

一名非洲人因护照问题被警方带走。李东 图

大多非洲人的签证只能居留一至三个月，通常无法满足“倒货”所需的时间，一些人冒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也要留下来挣钱。

“如果证件过期，生意还没搞定，钱又花光了，他们往往会潜伏下来，等交易成功，他们才会花钱买护照和签证。”李东说，一些非洲人找到“灰色的”地下中介，花一万可以续签两个月，渠道来自深圳、厦门、义乌、香港、澳门等地。曾有人向他抱怨，这几年赚的钱都花到签证上去了。

严管之下，留学渐渐成为非洲人来中国做生意的一个主要渠道。Aminu以前在非洲经商，常常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两年前他被叔叔叫来中国，凭借学生签证居留广州，一边学中文，一边进行商贸活动。他相信，不管在这里还是回非洲，只要会说中文，生意都会比较好。

来自几内亚的David，30多岁，自称是一名留学生，来中国4年，先倒了两年货，然后办了留学签证，得以长期待在广州开店、倒货。现在生意不好，他希望快点毕业，提到毕业后的打算，他激动得大声叫了起来：“回啊！回啊！”

像他这样会说汉语、英语、法语的留学生，在非洲很好找工作，因为有很多中国“大老板”需要他们。他有个朋友在广州留学四年后，回非洲到中国公司上班，一个月5千美元。

非洲人在服务中心上课学中文，有个小男孩几乎每天都来，他不会英语，只能靠听法语来学习。

“大部分来这里学中文的人，都是为了更好地做贸易。”王海戈说，每天下午都有十几个非洲人过来服务中心上课学中文，其中有个加蓬姑娘从一开始就抱着学成归国的目标来中国留学，先学了两年中文，后申请了计算机专业，打算本科毕业后，就回去应聘中国公司，因为在非洲，中国公司“工资待遇好”且“社会地位高”。

目前，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已超过1000亿美元，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涉及基础建设、制造业、服务业、矿业、农业等众多领域。

位于宝汉直街的越洋商贸城，有50多家商铺关门出租，林老板的货运公司是二楼为数不多正常营业的店。2010年生意最好时，“每天都有两大车（0.6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货量减少，利润下滑，营业额下降40%。

他认为这跟中国对非投资热有关。“前两年有很多中国人到非洲做生意、开公司，从这边运大量的货过去，他们规模做得比较大，在当地有大型的商铺、仓库，销售价格和这里进口价格差不多，非洲人就可以省掉中间运费，不用来中国采购了。”

相互融合

2003年，Felly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孤身一人在陌生的环境打拼，经常因沟通问题与人发生争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会了中文，也学会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

六年前，有一个非常熟的朋友生病，没有去医院看，在某天早上一睡不醒，“突然没了”，留下妻子和五个小孩。Felly心里很难受，发动同胞凑了十几万，把尸体运了回去。非洲没有火化的习俗，他们不喜欢火化。

每天晚上，宝汉直街的水果店都是非洲妇女的常去之地。

在摄影师李东看来，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非洲人融入中国社会的一道坎。即使是做生意，双方的交流也仅限于几个单词和一台计算器。

同行乘坐地铁时，Aminu曾要求记者不要与他交谈，“你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他们会听我们说话，他们会看我外国人，你知道吗？”他不喜欢被人盯着看。

李东说，许多非洲人来的目的就是倒货赚钱，他们不想被过多关注，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王海戈看来，融合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要求他们去融入我们，我们也要去接受他们，去认识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文化。”

三元里服装城的所有广告都是以非洲人作为模特。

2015年，他开始有意识地设计面向双方的社区活动，让当地非洲居民也加入进来。比如在一些传统节日，让本地居民邀请非洲朋友到家里吃粽子、包饺子；带非洲人去逛花市，要求每人必须找到5个中国人，主动介绍自己并合影。

2014年，王海戈刚来登峰社区时，服务对象一上完课就走，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高，但这一年多以来，王海戈感觉到，改变正在慢慢发生。

非洲人的圈子没有以前那么封闭了，他们口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中国朋友”这个词，主动融入的意愿比以前强烈了。2016年，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人次达到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与此同时，那些经常投诉外国邻居吵闹、乱丢垃圾的领居们，也几乎不投诉了，“本地居民慢慢接纳非洲人了，甚至在他们外出时，主动帮他们带孩子”。

中国梦

现在，Felly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新来的同胞：“你要想在中国做得好，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这里是中国，必须按照中国的方式来。”

五年前，Felly在刚果遇到一个中国人，刚果话说得很好，已经几年没回国了。“我跟他说‘我们回中国吧！’他说他不喜欢，我说你骗鬼啊，中国这么好！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中国，而是他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

Felly也有5年没回家了。他的家庭很大，有六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妹妹嫁到了比利时，他给所有家人都买了手机，全部安装了微信，以便互相视频通话。这五年他经常出差，去了欧美很多国家，却越来越想念刚果老家。

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不应再像小孩子一样依赖家人。“我不回去，感觉这里已经是我自己的家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和那个在刚果的中国人一样，他也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

Felly的办公桌上插着一个刚果国旗和一个中国国旗。

人近中年，越来越频繁地被妈妈催婚，希望他快点成家。他谈过两个中国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都因对方父母不同意而失败告终，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至今不愿多谈一句。

他很羡慕表哥，娶到了中国媳妇，生了一男一女，还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孩子随妈妈入了户，但表哥不行，即使有工作签证。于是表哥去了巴西寻觅机会。

梁玉成教授解释，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没有入籍制度，不仅仅是非洲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很难加入中国国籍。

Felly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努力挣钱、交税，只有如此，才能长久地待在中国。“我必须要努力。”

和大部分人一样，Felly的生意从2015年急转直下，4名中国员工走到只剩一个。

他看着身边的非洲同胞一个个离开，有些人回国了，有些人带着妻儿去了欧洲。他时而也会纠结去留。

他表哥的孩子在增城上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两万多，由彼及此，他也为自己的未来犯愁。据说东南亚的商品更便宜，他曾被公司派去越南考察，发现还是没有中国好，“越南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什么都有。”

Felly喜欢中国，他喜欢吃湘菜、川菜和火锅，甚至去美国探亲，他都要带着亲戚去中国餐厅吃饭，但“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地道”。

今年他在中国朋友家、在花市、在KTV度过了第五个春节，他提前准备了一些小红包，递给大厦和小区的保安们，听他们喜庆地对自己喊上一句：“恭喜发财！”

Felly还有个未成形的计划，回家开个小工厂，生产包装饮料，雇人经营，自己则继续驻扎中国。但他也不是很确定，毕竟“未来的事情也说不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现在，他还不想离开。

他有两部手机，一部铃声是刚果国歌，一部铃声是中国国歌，他每天接超过50个电话，每天在一次次激昂的“起来！”歌声中，为更好地留在中国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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