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良：我从没想过会推翻六百年的世界史

《中国科学报》：为了考证，您比较了600多份地图，很难想象其难度。相信您参考的文献也无法计算。

李兆良：到现在为止，我查考的地图已经早超过600份，不过很多是重复的——都是抄袭之作，变动很小，所以不需要每一份都仔细研究，主要集中与《坤舆万国全图》先后同期的。

至于我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献的确难以计算，少说也有几千种，包括中国与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图片、视频、古地图。

好在这些工作大部分在电脑上完成。互联网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十年工作是相当高效的。一小时的工作可超过跑一个月的图书馆。

谷歌“地球”让我能须臾之间驰骋各大洲，分辨率犹如置身其境。实地考察的旅行时间完全省去，可以在网上搜索图片、视频。所有旅游者拍摄的实地地理，让我不需要跋涉取得证据。他们没有偏见地拍下来的，我可以选择最佳的效果。这些旅游者成为我的无形助手。

我不信任第二手资料，能找到第一手的，尽量用第一手的。

特别要提的是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我参考了1615年和1616年的拉丁文版、1616年法文版、1621年西班牙文版、1622年意大利文版、1953年英文版和1983年中文版。

有意思的是，利玛窦的原作是意大利文，却出版晚于其他欧洲版本，在拉丁文版至意大利文版之间的七年内，有关方面肯定对翻译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出版了原来的意大利文版本，应该是最接近原作者意思的。其他版本是按照传教士金尼阁的拉丁文翻译的，无疑是有出入的。英文版是300年后翻译出版的，译者对原文意译，不止歪曲了原意，而且出现重大错误，中译本是根据英译本翻的，也继承了错误，导致对整段历史阐释错误。

对于这段翻译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澄清，我已经写成论文，将要发表。

《中国科学报》：收录在《武备志》里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似乎没在您的比较之列？

李兆良：中国的地图至少有三种。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给地方官员用的，主要显示地方政府之间与中央的关系；一种是《武备志》里的航海图，供船员辨认经过的城市、里数、航标，这种地图对我的研究帮助不大；另一种就是给皇帝、高级大臣做战略部署用的大型地图，如《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的形式是郑和大航海之后才出现的珍稀地图，与别的不同，因此就被认为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作品。事实正相反，西方的世界地图得自中国的地图信息。

非历史学科班出身，没有任何成见包袱，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源头去追查答案

《中国科学报》：在考证的过程最困难的是什么？

李兆良：我的考证过程可以说很顺利，有时候，顺利得神奇。平常对事物多方面、多领域的信息关注、交叉思考。所谓“灵机一触”不过是散落布置的棋子连成线面，几千片拼图板块整合成型，水到渠成而已。

如果说不顺利，倒不是考证过程，而是被国人接受的过程。更正600年世界史的这一大事件，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中国学界。

反对者不断在中国文献里找我学说的问题，却不从外国文献里找问题，有人且他们断章取义，盲人摸象，抓住一两点，根本没有数据支持。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反对者大概有几种情形：

1.受过去教育影响。全盘接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教育。

2.一些学者觉得问题太大，“不敢为天下先”。

3.一些学者不愿意抛弃过去几十年持的理论，宁可照本宣科，也不更正。

4.过去有些外国学者提出郑和船队到美洲，但是证据不足，或者误释，被攻击、嘲笑。有些人就想当然地把我们当成一伙，把他们的错误转嫁我身上。

5.一些人认为这是600年以前的事，没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科学真理的检验标准是数据与事理分析，是非对错，不应以人的出身背景、国籍、性别为标准。因循守旧的结果使得很多重大历史错误不能及时更正。

比如在一些认知里，所有在中国种植的美洲作物都被认为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带来的。谁带来？什么年代？原文献哪里记载？没有人问。事实上，这些美洲作物首先出现在中国西南边陲地方，那时哥伦布还没有出生，欧洲人还不懂得怎样吃，他们如何万里迢迢带来中国做商品？滇-印-缅-泰-越的茶马道应该是郑和带回美洲作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科学报》：对于质疑，您是怎么看的？

李兆良：我在书里开宗明义说过，假如读者对我的理论觉得不对，能提出反对意见，一定做过一番功夫，那我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有确实的材料，我乐意更正我的理论。

科学是永远的进行时态，没有止境。所有理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搭建的。我提出的新说，目前为止，所有的文献、地图、文物、文化遗存的观察均能互证，而西方的地图学历史满是漏洞，不堪一击的。

爱因斯坦说，做多少实验都不能证明一项理论，但是一项实验显示错误，就足以推翻整套理论。所以反证是最重要的。要推翻我的论说，也要提出支持西方学说的证据。

西方地图学，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掩饰错误。以前没有互联网，大家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源去破解，现在事实和推理摆在眼前，不能再以错补错。

《中国科学报》：历史学者毛佩琦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郑和航海的费信、马欢，在他们的航海实录《星槎胜览》《瀛涯盛览》中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您是怎么考虑的？除了考证地名，还有其他佐证的资料吗？

李兆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郑和大航海文献极为稀罕，大部分被毁，或者在明清民国间被盗运到西方。西方的中国材料其实很丰富、很重要，可惜被认为是西方的成果。这些珍贵的大地图，很多是孤本，到了外国，翻译后再返回来，被错认为是外国文献、西方人的成果。

事实上，明清交际，许多明代的重要文献流入西方，再从西方返回，被误会以为是西方的作品。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属这种情况。

《殊域周咨录》是万历二年（1573年）刊行的，里面提到郑和时代的文献被毁掉，万历皇帝应该知道这件事。郑和时代测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不可能再出现在皇帝面前，不然有人要顶欺君之罪。

官员们借口利玛窦从外国带来地图作为保存地图资料的做法是不得已的，绝对不能写进任何典籍内，这不会有文献核实，只能猜测推理。

宣德时代到达西半球的明代人，已经不能回来，无法把他们的见闻留下来。后来与当地人同化，欧洲人殖民美洲，消灭了95%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明代中国人的后裔，他们被强迫用英语，原住民的文化历史已经被清除殆尽，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去探求，我在《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一书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对于利玛窦与李之藻均没有参与测绘《坤舆万国全图》一事，可以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查到，里面很明显的述说，但是在翻译过程被误解，或者说有意略掉。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当事人利玛窦自己的说法证明他不是作者，相信很难反对吧？

《中国科学报》：似乎学术界不大提谁先到美洲的问题，这是因为学院出身的历史学者和您的思路不一样？

李兆良：中国学者能获得的资料是有一定局限的。我的证据包括地图、欧洲文字的原文献、地理、文物，不少是谷歌旗下的网站提供的，这些技术在过去十年间才具备，刚好是我研究的时段。

西方16世纪的文献比较难懂，16-17世纪的英文文法，拼写与今天有很大分别。除非很熟悉，否则搜索是很困难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拉丁等文字就更不好说了。不能掌握原材料，靠重重翻译，错上加错的演绎，无法得到真相。

我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好处是没有任何成见包袱，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源头去追查答案。我不是单单看文献，而是科学地分析文献有没有道理，从无字处读书。真理离不开真相，真相不会违反常理、推理。

再以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为例，卫匡国假如在9年内测绘中国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每小时也要测量76平方公里，不要说骑马在地面测，用飞机也看不完。就像所谓的外国传教士10年内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其实是在明代地图的基础上作若干增补而已。

可以推测出，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是把中国历代测绘，明代总其成的地图集翻译成西方文字。而这部地图集有明确经纬度，用球形投影绘制成，所以可以说，假如不是中国创建近代地图学，起码是中国独立建立的，并非过去认为的来自西方。事实上，我已经查到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传到西方的人物与时期，也将发表文章。

毛佩琦教授说得好：“跨过一步，将石破天惊”。对我来说，这一步已经不是下临深渊，而是踏踏实实的平地，当然，继续铺砖还是需要的。

这项研究，从好奇出发，经过科学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意料中，也是出乎意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推翻600年的世界史。假如这项研究的成果是推翻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航海史、文明史，那只是授人以鱼，更重要是授人以渔，激发科学思维在人文学科的应用，启发独立思维，不因循，不盲从，这是终极目的。

还原、更正世界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人参与。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更深的了解、自信，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扩大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思维，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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