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

民国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河南民族博物院工作情形 (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河南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曾率人至小屯进行发掘)。

民国二十一年春，五月二十八日，殷墟第六次发掘，村人结婚拜天地时情形。

中国考古是幸运的，开始就有一流人才。

挖啥呢：1928年之后，殷墟考古就成为了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史语所将其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其中。这会不会也有些遗憾，史语所没有更多顾及其他呢？

孙庆伟：其实史语所也调查过豫东等地的其他遗址。但是殷墟考古工作量太大了，当时中国能做考古的人又少，摊子一打开就不可能轻易结束了。而且这也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关，战争频繁。傅斯年1928年的构想是先沿着平汉铁路做工作，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沿着陇海线做到中亚，在几个关键点设几个工作站，肯定不止于殷墟考古。后来夏鼐也如法炮制。所以我觉得面对民国时代的学者，我们应该想，如果他们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能做成多少事情啊，奈何生不逢时，国家不行，否则一定更为轰轰烈烈。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勉力安排了对城子崖的发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构建中国古代文化序列的重要一步。当然，发掘城子崖也和傅斯年是山东人有关，他有便利。总之，傅斯年已经在全力实现他脑中的构想了，只可惜当时条件还是达不到。考古不仅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和平的盛世。李济最早去西阴村发掘，也是出于安全的考量。殷墟考古稍微安稳地发掘两个月，就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靠驻军把守、打点好各级政府关系换来的。

民国二十年四月一日，殷墟第四次发掘，C25探坑，刘屿霞﹝左﹞、李济﹝右﹞拍摄殷墓4- M7情形。

殷墟第四次发掘，郭宝钧审视夯土与非夯土层次。

孙庆伟：为了维持殷墟考古，傅斯年已经竭尽全力，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影响力，殷墟考古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换李济做这些事，情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傅斯年一直没有放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抗战时期史语所还在西南、西北做调查。所以我觉得中国考古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傅斯年，他是搭台子的人，没有史语所这个平台，李济们如何唱戏？他对史语所同事说：你们就安心做学问，乱七八糟的杂事我来做。他能构想又能实践，还没有私心，完全是出于学术、民族大义，这样的人实在太难得了，做任何事都会是第一流的，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应该要有客观评价。

所以说中国考古是幸运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有第一流的人才，他们不仅有强大的学识，还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否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国考古是发展不起来的。

挖啥呢：所以说殷墟考古奠定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统领中国考古的模式，是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

胡文怡：中国自有国情在，中国考古在解放前后和国家合作，我觉得都是很正确的事。其实一开始在傅斯年的规划中，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就是归中央所有的，这样才能更纯粹地为学术服务。而且经费、时间与和平，哪一样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保障。

民国二十一年春，四月二十六日，殷墟第六次发掘，李济、董作宾造灶。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B区发掘情形﹝石注：B区最热闹的一天，工人65人﹞。

挖啥呢：我们现在都说殷墟考古让中国考古在解放前实现了“成熟”，那么这个“成熟”具体是多高的水平呢？相较之前和之后？

胡文怡：我觉得从董作宾到李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根本不会发掘到有一点会发掘。梁思永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为了国家大局去美国学习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他学得很好，还获得过“金钥匙”奖。所以梁思永归来参与殷墟发掘后，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距离建国后所达到的非常成熟的国际高水平，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1928至1937年间，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理念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当然，这也与它的进步空间比较大有关。

殷墟考古使中国考古的地层学有了显著的进展。史语所一直在摸索，包括如何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和中国土遗址的复杂情况结合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最早董作宾发掘的时候，还只懂关注简单的出土位置关系，例如哪块甲骨出在哪块甲骨的下面。而到李济，已经会区分，例如第一层是带沙的土，第二层是石子，第三层是淤土，第四层是棕色灰土等，已经会辨别土质土色了。到梁思永发现“后岗三叠层”，中国考古的地层学真正成熟，能划分出与文化年代相对应的正确地层。再到夏鼐，他是不仅自己要掌握后岗三叠层式的地层学，还要教会别人。而至于类型学，李济他们其实也是有意识的，只是还比较朴素；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使中国考古的类型学真正成熟。

挖啥呢：其实夏鼐参与到殷墟考古，已经是1935年，比较晚了，他是怎么接下殷墟考古的衣钵的呢？

胡文怡：首先，梁思永在解放前后一直在指导夏鼐。因为梁思永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在解放前后才得以连贯。另外就是夏鼐超级聪明，学得超级快，而且用心、努力。他去殷墟一趟学会的东西，可能比其他人十年学到的都多。例如他第一次提取非常复杂的、未经扰动的“满坑”车马器，完全没有经验，发掘现场的其他人也不怎么会，但他经过之前的发掘训练，并加以思考后，自学成才，提取得非常棒。石璋如回忆他绘制车坑平剖面草图时说，虽然夏鼐是首度参与，但是很会画图，由于车零件叠压得厉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进度以分层、分色的方式标示以资区别”。就这样，他很快就成了当时工地上最会提取车马器的人。

民国二十二年秋，殷墟第八次发掘，石璋如躺在D22探沟出土的小圆坑内。

民国二十三年春，殷墟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夯土台及础石，左一尹焕章，右上树下着深色衣者祁延霈。

没有殷墟考古，就没有中国考古。

挖啥呢：1949年史语所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傅斯年、李济等人去了台湾，后来李济还写出了总括性的研究著作《安阳》；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了大陆，殷墟考古现在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海峡两岸1949年后的殷墟考古，该分别怎么评价呢？

孙庆伟：史语所去了台湾的人，后来就以整理为主了，每人一摊，李济负责陶器、青铜器，董作宾负责甲骨，石璋如负责基址，高去寻负责西北岗王陵大墓，殷墟考古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而对于留在大陆的人来说，殷墟考古则成为了若干项工作中的一项，甚至还未必是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建国之初郭宝钧去殷墟发掘过，而夏鼐的主要精力则不在殷墟，他的视野已经转向全国，放在人才培养上了。这就注定了大陆的考古会繁荣发展，去了台湾的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则因为缺少新材料而逐渐萎缩。

挖啥呢：我常想象李济到了台湾之后的心情，别人可能是“河山只在我梦里”，他就是“殷墟只在我梦里”了。

孙庆伟：肯定的。尤其是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岸区隔严密，李济要看大陆的考古材料，都要拜托在美国的张光直，张光直再从日本寻找，倒了好几手。我相信对于李济他们来说，内心是很煎熬的。

胡文怡：我现在在《夏鼐日记》和台湾正式出版的殷墟发掘报告里，已经发现了一处有出入的地方，1935年3月19日，夏鼐记载众人讨论1004墓的翻葬坑与灰土坑的情况，最终结论是灰土坑晚于翻葬坑。但正式发掘报告中，仍以翻葬坑晚于灰土坑。不知道是最开始讨论错了还是后来自圆其说了。但我想，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李济他们手上的殷墟材料肯定会有缺憾，但那也是他们的全部了，他们肯定已经竭尽全力了。

民国二十四年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星期日在冠带巷办公处后厅前所照。左起：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石注：铜盔系西北冈西区1004号大墓出土，大刀系东区某砍头葬出土)。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工人在柏树坟用餐。

挖啥呢：1949年后，殷墟考古新成果辈出，比如妇好墓、洹北商城，当然其背后的方法理论、组织模式也都相应有了变化。您觉得现在的殷墟考古还在传承当年史语所的精神遗产么？

孙庆伟：传承是必然的，不管过了多少年，史语所发掘的成果，依然是现在殷墟考古最核心的内容，比如西北岗王陵、小屯宫殿区、甲骨等。史语所的工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且李济写《安阳》那本书的时候，已经把殷墟置于整个殷商历史的大框架下了，我们现在也依然是在做殷商历史，虽然材料更丰富，技术有更新，但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走出李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还延续着李济当年的目标。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殷墟是中国国家集众式考古的诞生地，几乎可以说，没有殷墟考古，就没有中国考古。

民国二十五年秋，殷墟第十四次发掘(Y11)，冠带巷办公处，工作人员晚间阅报情形。

民国二十五年秋，殷墟第十四次发掘(Y11)，冠带巷内修复陶器情形。

殷墟第三次发掘，3-M3隋墓，工作人员作测量，霸横一丙北支出土，墓底铺砖。

民国二十一年春，四月十九日，殷墟第六次发掘，B100甲之筑土，用版筑盖休息室。前右一李济，后右一王文林，后右二吴金鼎；余为打夯土的工人。(编按：B为版筑编号，与探方编号不同，B100甲为第六次发掘时所建之休息室，位甲十一基址南端东侧，临洹河)。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全貌。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至五月八日，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C167、168、169、170等探坑工作情形。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YM390兽坑清理情形。

袁家花园养寿堂西南之亭，亭中坐案上者李济 （《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编辑注记：袁家花园即袁林，亦称袁公林，为袁世凯陵墓，1918年修建完成，位今安阳洹河北岸之太平庄，史语所安阳发掘团民国十八年春入住使用，二十二年春发掘暂停，养寿堂为军队所占，发掘团因于二十二年秋迁往冠带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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