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庙是儒教的圣域？

后来我有一次去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我就抛出了这个议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朱溢博士，隔了一年多，突然发一个邮件，说老师你要找的东西我找到了，在北宋文彦博的集子里面，替你找到一个东西。文彦博要到一个地方就任，不知道应该进行哪些祭拜和官方仪式，他的师爷就帮他找，找以前的图经——不仅有图，而且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治理这个地方你要有一个根据，哪些庙在哪里，哪些神祇要祭祀。里面记载有一条，必须要晋谒孔庙。你想读书人都在搞科举，怎么知道做地方官的办法？而图经里面就有规定。到南宋，律令里面就有了相关规定，有了北宋的这一条材料，我就好找了，所以就找到很多。我想这个材料太可爱了，对了解地方行政很关键，所以我非把它写出来不行。后来我越看越多，又找到明清。看《明史》，为什么朱元璋登大统的第一年，就要派人到曲阜去告诉孔老夫子？朱元璋这个人，本来是非常鄙视儒生的，我想这个一定不是他开始的制度。结果我找到元朝的皇帝，就已经规定，凡是继承皇位的人，一定要去祭告孔庙。所以你看，都是从异族王朝开始的。现在我们到孔庙，文武官员要下马、车，这是金朝皇帝的规定。反而是外来的人，对中国原来的文化特别敏感。蒙古人刚进来的时候，都是掳掠烧杀，孔庙被烧掉；等到蒙古人要治理中国的时候，他就发现，不行，没有儒教这个东西没办法做有效的治理，所以就开始修孔庙。

最厉害还是满洲人，他们更敏感，把孔庙的祭典加到无以复加，所以你看康熙、雍正、乾隆。雍正可能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他是要追随康熙。但乾隆你看，我的统计，事实上晋谒曲阜孔庙，不算京师的孔庙，乾隆占了九次。本来一次就够了，交待交待就够了，他为什么要九次？这个就牵涉到很复杂的因素。

以前出兵或者打胜仗回来，都要告宗庙、告武庙。你看到最后，看清代康雍乾三朝，他们要干什么？他要告太学，而且遣官要告曲阜孔庙，这些都在这里举行。所以孔庙的象征是扩大了。原来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开始读书，行个礼就结束了，到唐朝以后，越来越复杂，就是“释褐礼”。读书人要改变身份的时候，比如说考上进士，要把平常老百姓的衣服换下来，换上官服。这个动作是在孔庙进行的：我考上进士，今天开始我是官方一分子，不是民间老百姓了。到明清，因为举人的关系，就变成在地方孔庙举行这个礼。

还有一个例子，叫哭庙。我们读书人受了地方官的欺负，就去哭庙，在明清以来的东南地区是相当盛行的。只要有这样一个举动，地方官就没办法私了，就吃不了兜着走。对读书人来讲，我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势力，但我做哭庙这个举动的话，官员就有麻烦，朝廷就要派钦差大臣，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地方孔庙已经变成保护士人的一个精神堡垒，我就哭给孔老夫子听，我受到冤屈，我受到压力，这是一个抗议的举动。所以你越了解它，越知道孔庙在传统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不但读书人，对统治者也是如此。康熙帝写了“万世师表”，孔庙要挂上去，就要照那个方式，找最好的木头，赶快来临摹，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刻上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透过中央来控制地方。这些御赐的匾额，当然在太平天国、“文革”等运动中被破坏掉很多，唯一残存的实物，就在台南孔庙。

我的书里提到过，孔继汾作《孔氏家仪》，被族人告到皇帝去，两千年来那个“家仪”变化很大，他要整理整理，结果跟族人不合，就被告了。朝廷马上深加追究起来，幸亏他死了，从坟墓把他挖出来，鞭尸，九条大链捆一捆，再放回去。幸亏他死了，要是没有死，那还得了？你看朝廷就讲，这个不是你孔家一人的事，这是国家大典，不是你可以师心自用、一家自主的东西，它完全都已经官方化了。

到了民国初年，我举的例子是刘大櫆（梦醒子），在山西。你看他最可笑，他留下了日记，写到民国二年，还说“人生至死，没有吃一块冷猪肉”，非常遗憾。都“梦醒”了，已经到民国了，还摆不脱那个。从中可以慢慢看到比较生动、真实的传统社会。《儒林外史》不用说了，这些东西都可以反映传统读书人的心态。不是道德的善恶，而是人生的百态，《儒林外史》有一个章节也谈到孔庙。

陆胤：我注意到您近几年的研究，渐渐转向“清末民初的道德意识”这个新领域，并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从理学到伦理学》一书。我拜读此书的感受是，您似乎并未采取时下流行的学科史或知识转型研究的路数，而是更强调“意识”和“思维结构”的转化。比如您分辨从宋儒贬低“有心为善”到现代学者注重“有意识的向善”的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否简单描述一下这种道德意识转化的趋势？

黄进兴：坦白讲，这个题目跟孔庙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开始的。只是人的精力有限，我一定要处理孔庙的研究到一个阶段，才回过头来做。其实我二十几年前就想写这个。就像我在序言所讲，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就问自己：究竟我的心态跟现代的美国人比较近，还是跟三百年前的顾炎武比较近？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在某些现代中国人来讲，包括现在的大陆学者来讲，很多思维方式，恐怕都比较接近所谓近代西方的一些新的想法。你要讲衣食住行，你看我们两个穿的，哪一点是传统中国？都没有了。但是你要讲精神价值的话，就难以说清楚，讲明白。

试举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九十岁过世，她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只读到小学毕业。他们那一代很难的，女的能够小学毕业，在台湾就很不容易了。我写到她有一次生病的时候，长期卧床，要吃药，吃药很辛苦，她不愿意吃。我说你一定要吃，医生说的，就要强迫她吃。她就说：“我有‘人权’，我可以不吃。”她一讲这话，把我吓一跳，她这么老的人，怎么会用“人权”这两个字来驳斥我。可见“人权”这两个字，已经深入到华人心灵的底层。她不会说儿子因为你要孝顺，所以你不能这样。她用“人权”二字来骂我说，我有人权我可以不吃。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不是只有知识分子说说而已，一个这么老的人，九十岁的人，没读什么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人权论》什么的，还是很直觉地受这种影响。（这些新概念）已经深入到大众文化的语汇去。就像有一次我在香港坐计程车，一个师傅就说，我们现在处于“后现代”的时代。他看起来是四五十岁，是一个司机而已，竟然“后现代”琅琅上口。可见这个“后现代”也渗透到人心里去了。所以上下之间是一个交汇，有时候民俗文化上升变成精致文化的一部分，所谓精英的一些思维，有时候也普及化为大家的想法。所以并不是一个截然两分的世界。

后来我看到美国有一位任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华裔学者，他最近做一个测验，对大陆人做了一二十年的调查，主题是大陆道德思维的变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书，大概是不谋而合都提到：中国大陆有从一种群体的人伦的思维，朝向一个权利的个体的思维这样的趋势。

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陆胤：最后的问题：我是文学系出身，读您的著作还有一点特别的体验，就是您的文字不同于一般史家撰述，别有一种“潜气内转”在里面；而且在学术论文之外，还另有一副散文笔墨，据说将来还会写小说。联系到您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研究，突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语艺学”，对于史学中“叙事的复兴”更是再三致意。在您看来，“历史”和“文学”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当前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借重数字技术、量化手段的分析史学仍然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叙事史学有无可能成为一条有效的学术路径？

黄进兴：传统中国文史不两分，最经典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文采斐然，他也是历史经典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至于我自己，从小本来是想学文学的，跟您应该是同行，后来高中受了一个历史老师的影响，才改学了历史。曾经有位出名作家跟我讲，他说你一辈子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才能在哪里。你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不是个学者，但是你怎么误入歧途去当一个学者？另方面，我并不习惯做行政的，这也不是我人生的规划，也不是我人生的价值所在。我希望赶快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但因为一直做历史研究，没办法（搞文学）。我这个人比较笨，一心没办法两用，比如（没办法）左手写散文，右手写学术文章。即便是做研究，我现在做着一个东西是西方的，中国的东西就全部忘记；我要做中国的东西了，西方的东西也都不介入。我最近写了一个俏皮的小文，关于王冕，就想在文学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之间，做一点探索。我们常常说历史要去“考镜源流”，要知道历史真相，事实上也是没法做到的。我这个小文就讲，你从文学的取径，反而更能够把握到这个所谓的历史真实，能看到人物真正的心志（ethos），他这个人真正的精神特质。

我写文章，会比较注重布局和文字，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文学的东西来处理。我的文字并不是特别漂亮，人越老词汇越少，常常为了一个词汇在那想啊想，找不到适当的词汇表达我内心的意念，但是我总是希望把文章写得有一点符合美学的感觉。

像怀特说的，历史和小说，同样都是自然语言。历史号称要追求真实，文学是要追求美或者善，但是我觉得所谓历史上真正的真实，坦白讲也遥不可及了。我那篇小文，就是用王冕做个例子，用了这么多的原始资料，但还是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它的真实性。我关注他这个个案所牵涉到的复杂性，觉得他可能是遭受到比较不幸的劫数，但是落到文字上，人家就可以挑剔你，那是你自己想象的。因为综合上给我这样的感觉，他是遇难而死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也可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

文学在这个意义来讲，比历史还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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