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琉斯之盾”的城市文明意象

其次，在司法场景的描述中，有一个明显的新现象：“仪式性”从宗教领域来到了世俗领域。“围成一个神圣的圆圈”、“手握节杖”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此外，以往这种“仪式性”场面的核心人物不是“神”就是“王”，是一个明确的具有统治意涵的人物，而这里的中心人物是“地方长老”。长老作为仲裁者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长老在“市场”上，在市民的围观（监督）下，以“仪式性”的方式去审理案件，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发生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史诗成文的古风-古典时期。

延续上述关于司法仪式的探讨，这里其实出现了一种“民主化”的政治意味。民主政治在古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市中，是一项热火朝天的实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利亚特》成文的时候，距离雅典的“梭伦改革”还有约1个世纪，后者是雅典民主改革的先声。“理想之城”上暗示了这一改革的到来，民主的力量已经在逐渐积聚。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古希腊人的民主，连同他们精确健美的人体雕像、诗歌、戏剧、哲学、科学等东西，被希罗多德概括为“希腊性（Hellenikon）”一词。

雅典学院，拉斐尔，1509-1510创作

我们之前谈到了“战争”和“贸易”的“外向性”特点。“希腊性”的出现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它非常抢眼地展现了一种“内部动力”驱动的城市文明进步。不是说古风-古典时期的希腊没有战争和贸易了，而是说它们的风头完全被“希腊性”盖过了。

“内部动力”从何而来，似乎是个很难完整解答的谜题。但是希腊人在迈入新的铁器时代之际，有两项“新事物”显得特别耀眼。

第一项是腓尼基人带来的“字母表”。在青铜时代晚期，希腊语用线性文字B来书写，有200多个符号和标志，而铁器时代早期，希腊人用的文字系统不超过30个字母，甚至可以用之来书写极富韵律与节奏感（希腊人进一步创造了5个元音字母）的气势恢宏的史诗《伊利亚特》，这一切都得益于腓尼基人通过贸易带来的字母表。

第二项是新的军事技术“重装步兵”，这套技术的核心是攻防方阵，密集方阵中的每一个手持武器的士兵，用圆形盾牌重叠起来，盾牌保护的是侧面队友而非自己；战斗的关键在于坚守队形、集体肉搏，《伊利亚特》式的“单挑模式”在此毫无用武之地。最重要的是，士兵来自“市民”而非雇佣军和常备军，于是普通人和权贵一样，肩并肩出现在方阵中——这种战争中的平等是公民政治上平等的催化剂，希腊人的“平等”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了“字母表”，更多人可以去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有了“平等”，更多人发现了自己的重要性，更愿意投入到创造性的活动中去。每一个人“平凡”的“个体”，忽然都有机会变得举足轻重。希腊城市的“内部动力”，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体创新力”的迸发。城市文明在这个点上的重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塑造了“城市”与“人”的全新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性足以穿越欧洲中世纪的迷雾，直指现代。

结语

“阿基琉斯之盾”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古代城市文明发展的图像简史。海洋之于希腊，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环境因素，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直接受益于经由海洋贸易“泊来”的近东地区的城市文明理念；黑暗时代尾声，海洋又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帮助希腊进入全新的古风-古典时期，其中一项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为新的“个体创新力”驱动的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础。海洋之于古代希腊，不只是贸易，是“吸收”、是“传播”，是与世界始终保持顺畅、高效联通的纽带。

“阿基琉斯之盾”上的两座城市，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战争与和平，第一座城市充满了理想城市的色彩，并隐含了后续城市发展的线索。这两座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战争之城是“神的城市”，而理想之城是“人”的城市。《伊利亚特》是一部英雄史诗，浓烈、深沉的战争场面十分震撼人心，但对英雄时代的缅怀与歌颂还不足以成就这部史诗的伟大。在“阿基琉斯之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用“批判性”思维所建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的城市”到“人的城市”之划时代变革已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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