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作为美国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政治武器

三、美国政治极化：“反犹”作为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议程

这一争论的悬而未决正是如今奥马尔所谓的“反犹”风波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诚然，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论文在很多问题上的确过于偏颇，奥马尔对于美以关系的理解或许也确实过于片面，但是比讨论他们的直接观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被“反犹主义”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恰恰说明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社会现在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自由地、批判性地讨论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作用、美以关系、巴以关系的政治环境。如果说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所发起的不过是国际关系学界针对美以关系的战略讨论，那么奥马尔事件所代表的就仅仅不止如此，而是昭示着即将到来的美国社会对于美以关系看法的进一步分裂。

美国国会迎来首位戴头巾的索马里裔女众议员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

奥马尔属于一个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兴左翼进步运动，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在这一新兴左翼运动中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必不可少的中心。2005年由英国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 简称BDS）是一场依靠着群众动员而运作的、号召国际社会采用经济抵制、从以色列公司撤资、以及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以达到对以色列进行施压目的的全球性运动。在BDS的号召下，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游行抗议，欧美高校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学生团体纷纷要求学校从以色列相关公司、特别是军火公司中撤资，爱尔兰、南非、西班牙等国家政府对于BDS持支持态度，而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的多个国际政党和劳工工会都宣布支持BDS运动。BDS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程度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而在国际的大气候影响下，美国的小气候也将逐渐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进步势力把以色列游说集团看作是传统白人父权制度的残余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看法，不仅不会动摇而且会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施压进一步升温。而同时，亲以的美国犹太人阶层在犹太人多灾多难的历史记忆的驱使下也将会保持其对于美以亲密战略关系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右翼福音派（Evangelical）势力出于宗教狂热将很快挑起大梁扮演起以色列最有力支持者的角色，对于受宗教狂热驱使、对穆斯林群体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带有着强烈敌对情绪的福音派来说，同样不受中东穆斯林国家支持的以色列是“敌人的敌人”，自然也就是福音派的天然盟友。福音派和以色列日益增进的盟友关系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亲以政策中可以一览无余。随着左右派在意识形态的极端化，美国社会对于美以问题、巴以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一个左右翼站队博弈的趋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裂将会进一步加剧。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闻是，在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史上最长停摆结束之后，美国国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与BDS运动有关，而政府停摆结束后所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关于给予地方州政府立法禁止各自州内BDS运动权力的争议法案。以色列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如果美国社会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最终争执的两派陷入一种“我们在讨论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的鸡同鸭讲般的尴尬境地，那么它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将是极其重大的。

而最为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反犹”这一概念将会被大规模滥用并成为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一件政治武器，为保守派维持自己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道德高地。

长期以来，“反犹”这顶帽子就一直被扣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国际左翼身上。在针对巴以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合法性、锡安主义是不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巴勒斯坦抵抗武装的性质、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和抵抗方式的合法性、以色列是否可以被定性为种族隔离（Apartheid）、以色列存在“正常化”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必然牵扯到锡安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果按照美国国务院的理解将反锡安主义定性为“反犹主义”并将一切“否定以色列国合法性”的言论都定性为“反犹”言论，那么一个公开而理性地探讨巴以问题的环境将根本不会存在，亲巴团体和学者将一如既往地遭受到不公平的压制和迫害，美国与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也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分层。

一个更加令人担忧是趋势是，“反犹”这一顶帽子正在由锡安主义者攻击反锡安主义者的政治武器扩大为保守势力攻击左翼进步派的政治武器。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始终受到国际共运与左翼思潮的支持，并受到发达国家少数族裔民权活动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由于巴以问题的特殊性与兴起于二十世纪的左翼国际主义精神，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印第安原住民民权运动活动家、女权运动活动家、LGBTQ权益活动家等众多左翼团体广泛参与到巴以问题的讨论当中并坚定地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少数族裔民权活动家和女性权益活动家充分意识到自身追求解放、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运动与巴勒斯坦人民追求解放的正义斗争事业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著名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曾打出“立即结束从巴勒斯坦到弗格森的种族歧视”(From Palestine to Ferguson, end racism now)的口号，笔者也曾多次听到过数位少数族裔活动家和女权活动家高喊着“巴勒斯坦人民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的口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黑人民权活动家与巴勒斯坦民权活动家还曾经联合发动了反对华盛顿市邀请以色列安全部队训练本地警察的示威。

作为对亲巴团体与其他左翼进步势力进行联合的反弹，亲以团体与保守势力也进行了合流，而这一合流随着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上台而更加严重。在美国当今的政治环境下，保守势力以“反犹”的罪名打压左翼进步派已经早已不是新闻了。2019年初，本该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女性大游行”就因为其领导层与黑人民权组织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的关系而被指控为有“反犹倾向”而最终不得不取消原定在新奥尔良市举行的游行。如今的奥马尔风波也正是同样政治背景的缩影。正如同法国保守派大肆炒作“黄背心”运动中的部分反犹成分借以攻击整个运动的合法性、英国保守派大肆炒作工党领袖科尔宾与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哈马斯成员共同出席过一个纪念活动继而给他扣上“反犹”的帽子一样，如今的美国保守派也正在用“反犹”的帽子打压奥马尔，保守派的政治伎俩可以从一向反对政治正确并涉嫌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特朗普要求奥马尔因“反犹言论”辞职的事例中清晰地看出。

犹太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和二战后人类社会对于这一悲剧的深刻反思使得“反犹”这一标签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对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言有着最具毁灭性的作用，因为被打上这一标签的个人或团体会在主流政治叙事中成为最为人所不齿的秽不可触者。这一旨在打击反犹主义歧视思想和新纳粹主义的进步现象，却因为国际社会围绕着以色列国的争议中变得复杂起来，“反犹”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成为了锡安主义者打压反对思想的一张道德牌。随着以色列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以色列右翼政府与欧美右翼保守派的合流使得自称是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频繁为欧美右翼保守派打压左翼进步势力背书，而对于“反犹”这一政治标签的滥用变得越来越不仅仅局限于亲以派试图压制亲巴派的巴以问题争论场，而是扩张到了欧美国家保守派势力试图压制左翼进步势力的更为广大的意识形态战场。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逐渐加剧，保守派与进步派在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分裂也将更加尖锐，保守派也必然更多地使用“反犹”这一政治标签将进步派污名化。“反犹”标签在当今世界上的泛化和滥用恐怕是曾经那些为了反抗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歧视而斗争的左翼先辈所不曾料到的，也是令今天致力于追求社会公正的进步势力倍感唏嘘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反犹”标签滥用的现象，打破保守派对于“反犹”定义的单方面垄断，并重塑左右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失衡现象，为公正客观地讨论巴以问题、美以关系等相关课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美国左翼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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