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88年：无法忘却的纪念，你该知道这些事

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的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当日，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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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八  东北抗联牵制敌军76万

“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84年后，这个秋高气爽的胜利纪念日，“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和抗联老兵代表分别在世界瞩目中缓缓行过天安门广场，他们自豪地挺起胸膛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们也再一次无声地注脚着——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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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制造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图为烧毁中的北大营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9月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9月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沈阳城内日侨，由日军发给枪械，协助暴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伪造证据，用数块枕木及军帽枪支，诬我军先进攻南满铁路

日人用土封闭北大营西门，以作我军备战之借口

日军19日占领沈阳。图为日军装甲车开进沈阳

日军进沈阳城

日军占领我东北兵工厂

日军进沈阳城

1931年，日军在沈阳随意拘捕市民，进行审讯、残害，以清除抗日民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

9月19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柳条沟事件

日军以武力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各地为战死日军修建“忠灵塔”，并强迫人们参拜这些“忠灵塔”。图为在奉天（沈阳）修建的“忠灵塔”。

9月2日，抗日航空烈士顾梦飞之子顾岁荣在补刻有顾梦飞名字的新碑前凭吊。当日，南京市各界400多人在南京紫金山麓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广场参加凭吊抗日航空烈士仪式，补刻990名烈士英名的新纪念碑同时揭幕。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1938年，河北涞源，当地妇女为八路军战士做鞋。沙飞/摄

上海街头欢庆抗战胜利的人群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侵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花环来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夺目的荣耀，也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警醒。那里面有一些无论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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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 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大人，该如何回答？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 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就位于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就更少人知道了: 华北地区全部日军不超过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人。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能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3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从七·七事变算起，时间过去了78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已经过去了84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真正明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难堪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两亿两。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 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的《辛丑条约》带来的，这个条约第九款规定: “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国家本应拒对手于核心区域千里之外，但事实是战争发生以前人家已经久据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中国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侵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

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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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张北事件”“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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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沦落？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14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沦落？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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