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教授：2003年港大实验室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

与此同时，野生动物在短暂的禁售之后，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场上。我再去取标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买了9个动物，种类是5种，猪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取回标本检测，这一批的9个标本，有7个都是阳性。11月份，每周我都会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我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进实验室检测。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SARS又来了，谁会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从美国新招来的一个博士坚定了我的决心，她说，不管会有什么麻烦，SARS如果重新回来，就是大事，我们还是要报告。我刚好有香港这边中联办科技办工作人员的电话，我打过去，对方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了标本检测结果，我认为已经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不然很可能会再来一次SARS大爆发。我不会中文打字，我就在办公室里现场写了一封信，我们3个月来所有的调查报告的总结，写了6张纸，由中联办通过他们的渠道当天传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点半钟左右，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我，他说：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我说好。上午就带着我的一个博士一起去了广州。下午开会，钟南山院士也去了，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发病人，当时广东省CDC还没有从标本中分离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标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没找到病毒。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副主任许锐恒建议，把他们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觉这个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样。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实验员调去香港，跟我们实验室的人一起比较，一个小时，结果就传回来了，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跟我们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清剿与源头

我的结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很残忍，有没有必要？我只能说，这是经验，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时我们学到的经验，当我们清剿完了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1月3日回到香港，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

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但是，关于SARS的研究到此就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发现蝙蝠身上也携带SARS冠状病毒，与人类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间，与果子狸与人类99.8%的同源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指出了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是什么？

2007年，我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系统的总结，从进化角度来分析，我认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

根据病毒出现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状病毒的出现，已经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间都相差了十几年，从进化学的角度，差得太远了，说明病毒的传播不是那么直接，进化有缺口。现在依旧有几个疑问：蝙蝠中发现了冠状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种，到底哪种才是携带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传到人，现在还没有依据，欧洲、非洲的蝙蝠里有病毒，那为什么SARS没有从那里开始？蝙蝠和市场野生动物之间，有没有中间宿主？也许现在依旧还有一种动物，带着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让市场野生动物和人感染的源头，其实我们还没找到。（编者注：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最新研究结果称，已证明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他们推测，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随后又被贩卖到了广东。病毒进一步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中传播，不断变异，最终产生一个传播性极强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类。）

至于SARS到底是飞沫传播还是空气传播，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物理问题，就是SARS的传播动力学。简单地说，分子直径越大，传播距离越短。同一个东西，载体的分子大小不一样，传播的距离也就不同。这个是可以用空气发生器在实验室里测试的。不过SARS的传播动力学现在并没有人做。因为做病毒实验的P3实验室是有负压的，要做这样的实验就要关上负压，这就很危险，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看起来像宇航员那种，很贵，2万元一套。我们实验室有这种设备，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险，价值并不太大。

其实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卫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召集人斯托尔（Klaus Stohr）到中国，在广州停留了一站，座谈中有广东省CDC的人。在这个会上，广东的专家就跟他讲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这是关于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这个全球流感项目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开始跟斯托尔共事，但我们当时没有从他那里知道任何信息，后来我们启动内部检查机制，他也是有过失的。

现在回顾SARS，我觉得价值在于再敲一次警钟。希望所有的人，公众、科学家和官员都能扪心自问，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哪些地方还有改善空间？这些年传染病防控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碍依然存在。

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时不用功，临时才攻关。

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现在更担心的并不是SARS是否会再来，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变成人传人，可以比SARS厉害百倍，如果这种病毒复制出一个超级传播者，情况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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