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作为区域体系的“中国史”与作为民族国家史意义的“中国史”二者之间亦不重合，但是其中有着强烈关联，如果不把中国历史的变化追溯到帕米尔以西地区，中国的历史整体性难以描述。可见“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始终是理解历史中国与欧亚世界的一把钥匙。

三、河西走廊“绿洲桥”中的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绿洲桥”作为一种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和空间舞台，直接体现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发生的重要整体性的地缘空间意义。“桥”就是通道，桥头的一端是长安、洛阳等中华帝国的腹心城市；另一端是昭武九姓等河中地区的城市；更远的一端则是地中海腹地城市。“桥”更多的意义体现是异质性社会的中转站。最早因军事政治动因建设的“绿洲桥”，却因为屯垦戍边将士的庞大后勤供给又史无前例地拉开了一张“网”。

唐代经营西域，延展了汉代在中亚的格局，河西四郡、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置，将突厥和吐蕃的联系切断，从而促成了丝绸之路的繁盛。唐代西域的碎叶城（今天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附近就是突厥可汗廷）位于草原道和绿洲道的交汇处，成为一个新兴的贸易城市。而突厥则以碎叶为依托，与东罗马帝国通商，粟特商人活跃一时。可见中西交流史反映的不仅是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还有草原与西域的关系；除了北方的蒙古高原外，南方的青藏高原也是中西交流的一部分。作为河西走廊“绿洲桥”平行部分的青海路，青藏高原河湟地区也发挥了连接塔里木盆地和关中平原的功能。通过分岔的道路网，丝绸之路又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周边的“胡、戎”之地，形成互动与杂糅的网络。这张路网既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具有重合性。这张网由若干个贸易体系叠加：丝绸贸易与其他贸易结构更多的是一种朝贡结构，而非单纯的贸易结构。

绿洲可耕可牧的资源禀赋是商队和过往各种人群的天然补给站和中转站。绿洲人群保持着半农半牧生活，但是纯游牧部族在此也能够找到很理想的生态环境：山谷适合于养畜，在夏季气候开始温暖的时候可以从事耕种农作；高原草原适合饲养绵羊、山羊、牛和马匹。因为前述这一系列原因，这些占有战略性位置的复合型社会成为游牧政权与中央王朝政治角力的舞台。它们在此交融、协商各自的身份认同并进行斗争，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近代。它们正好把自己置于不同生态文化类型的交错与汇合点，不断从某个文化区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区，构成了一种疆域中的“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y）。在大一统瓦解的时候，河西走廊“绿洲桥”的功能中断，“桥”又还原成一个个绿洲“岛”，成为各种异质性人群组成的边缘社会的避难所。

丝绸之路的相对衰退与16世纪以来以欧洲开辟的海上商路有关。进入19世纪中叶，工业化的交通工具在时空连接上更为便捷，在效率上达到传统时代运输能力的数十倍，促进了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从前的“区域性世界”被整合为“世界性区域”。如俄国进入中亚以后，铁路随之也修建到了中亚，工业化的运输效率自然远超畜力运输，“将骆驼与火车赛跑，胜负之数，可想而知”。以俄国工业化带动的全新的欧亚大陆世界性区域已经成为主体，“中亚”即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区域性世界整合进世界性区域后并不意味着区域性世界的消失，它依然会作用于世界性区域并且对世界性区域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造就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原有的“区域性世界”被转化为“民族贸易”“边境贸易”的方式保持下来并受到现代商业贸易的影响，呈现一种叠合的空间。如20世纪初的伊犁：“商业、市场极其繁荣，可以看到汉、满、回、维商人为主，锡伯、索伦、额鲁特、蒙古、哈萨克、俄国喀山州的伊斯兰教徒、柯尔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犹太、俄罗斯人……各族商人之多，为天下一大奇观。”因此，我们以“中亚史”作为一种世界性架构的时候，需要区分不同的空间性质，否则就会陷入早期西方和俄国认知论的陷阱中；或者说我们应以区域关系的平等互动视角投射到中亚史，如“绿洲桥”就是一例。正如陈瀚笙说，中亚地区的文化与我国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都曾受到过其他国家的影响，决不是孤立的。而许倬云指出中华帝国体系之成长，有两个层面：一是向外扩大，即帝国体系在空间上的扩展；二是向内充实，即帝国体系内部的充实。从河西走廊“绿洲桥”为枢纽的“区域性世界”中，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还有一个自外向内充实和自内向外流动的结合过程。

四、结论

河西走廊“绿洲桥”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和枢纽，无论肤色各异、身份各异，南北往来的各族人群总是要在“桥”上汇聚起来，“桥”就不仅仅只发挥过路的功能，而是作为“十字路口”一个特殊的空间出现，也是异质性文化交汇的中心。因此，处于文明交汇和交通枢纽的河西走廊“绿洲桥”作为一种区域研究路径，既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又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以西方（欧洲）为参照的东西二元论，将西方视为高于东方的等级，将西方时间视为先进于东方时间，导致中亚的地域与社会呈现不平等的结构与“失语化”。而通过河西走廊“绿洲桥”可以观察到“游牧、绿洲与农耕”的异质性社会均可以利用绿洲以搭建各自的舞台，形成共时与交汇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自身的历史世界进行深入细致和复线化的认识与讨论，从“区域性世界”层面更深刻地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意义。今天，现代丝绸之路上繁忙的高铁、管道和航空运输早就取代了大漠驼铃，驿使也被电子邮件和微信等网络工具取代。不过，空间的缩短并不代表异质性社会与文化上的隔阂和误读随之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得这一情形令人忧虑。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绿洲桥”曾经作为多元和异质性文明共生的历史空间意义值得追思。1985年，张广达曾经指出：人们为自己铸造的精神壁垒有时还远不如高山、巨浸、戈壁、沙漠等易于打破。如果要超越地理、族群、社群和意识形态的时空与文化壁垒，历史区域中的河西走廊“绿洲桥”依旧有不可替代的启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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