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人工智能与人性
我提到过这种误解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在这几年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电影领域，看看詹姆斯·卡梅隆、斯坦利·库布里克、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就知道了。总体而言，我不喜欢“类型文学”这个概念，我不喜欢对文学进行不同类型的区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对于包装书籍并把它们卖给特定人群很有用。这些所谓的类型，比如言情小说、恐怖小说、悬疑小说，我觉得这些标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能对书籍销售很有帮助，对于作家和读者而言，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作家来说，我们必须自由地穿梭在不同体裁之中，无论是漫画、言情小说还是其他类型，只要有值得写作的内容，我都会参考。我认为将文学划分成不同类型然后排名，损害了文学的本质，这不利于读者，同样也不利于作家。
石黑一雄：是的，我参与了这个过程，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很高兴看到电影界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反响。《克拉拉与太阳》的构思确实是给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女儿觉得这个故事太悲伤了，不适合给孩子们看，所以它现在完全是一本成人小说了。大卫·海曼不仅是《哈利·波特》的制片人，几年前他还制作了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地心引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来担纲制作会非常合适。
其实我最大的担忧在于克拉拉：电影会把她塑造成什么样子？她会长得像人，还是更像机器人？我很害怕克拉拉会掉进“恐怖谷”效应（编者注：人形玩具或机器人的仿真度越高人们越有好感，但在相似度临近100%前，这种好感度会突然降低，越像人反而越反感恐惧，好感度降至谷底，这被称为“恐怖谷”效应）。不过我想电影制作方会对此做出回应，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哈哈。
澎湃新闻：你对电影的迷恋构成写作风格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的两部电影有什么样的评价？你写过不少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在文学转换成电影作品的过程中，你觉得会遇到哪些困难？
石黑一雄：我觉得我的书改编成的两部电影都非常好，我很幸运。我也和制作这些电影的人成为了好朋友，从这点可以看出我对电影很满意。事实上我还在和《别让我走》的制作团队合作，我们可能会推出一个外传性质的电视剧。
我觉得电影改编和翻译是不同的，如果将我的作品翻译为中文，我希望它是忠于原作的。我不喜欢翻译者跟我说：“因为我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修改了最后的三分之一”之类的话，那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在电影改编中我觉得就可以，因为那是另一种艺术作品。电影制作者们必须被允许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象。我的小说作为书籍而存在，它本身没有被威胁到。
这就像那些创造童话或者古老的神话的人——一个人想到了某个故事，其他人对它稍作修改，故事本身才慢慢被建立起来。这个过程在当代世界也会自然地发生——有人写了一部小说，有人将它变为电影，有人拍成了电视剧，可能还有戏剧、歌剧之类的。
至于困难，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电影很难处理记忆。记忆在纸面上更容易展现，在写小说的时候通过记忆来讲故事是很自然的。但当你在电影中使用这种方式时，它就会显得非常笨拙，你必须拍摄非常具体的演员和场景，这并不适合来展现记忆。所以电影中的闪回更像是一个手法。影片没有办法展现回忆的质感，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回忆氛围，它只能告诉电影院里的观众“这件事之前发生过”。这只是一个讲故事的手段，而并非真的让人感觉像是在回忆。在写作中很容易创造回忆的不确定性，你会有记忆的朦胧感，而这在电影里是很难再现的。
对此，我有一个自己的理论：当人类记住以前的事情时，我们更倾向于将它记成一个静止的，稍微有点运动的图像，而不像是电影那样实时运动的。当我试图去回忆任何过去的时刻或者场景时，我的脑海中会挑出一张静止的图片，然后我开始记起它边缘的东西，这可能是为什么照片能比视频更好地留住我们的记忆，因为它和我们记忆工作的原理更贴近。对我来说这是电影与小说主要的区别，因为我一直会在写作中使用人的记忆，但在做编剧的时候就感到很困难——当你试图用摄影机来展现回忆时，看起来就会显得凌乱而笨拙。
澎湃新闻：你会尝试做自己小说的编剧吗？
石黑一雄：不会，我的规则是我永远不去改编我自己的作品。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觉得由未接触过小说的人来做改编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就能对哪里要删除、哪些要修改更严格，因为电影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你必须变得更加无情。但是让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下手很难，所以我觉得应该由另一个人来做。
另外，出于我自私的想法，当我写完一本小说时，我再也不想看第二遍了。就像你一直在准备某场考试，当你通过后却有人告诉你需要从头学这门课，而且这次的教授更加严格。我为什么要重头再来呢？我已经完成过一次了。
写歌和讲故事有相似之处，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澎湃新闻：你在20多岁的时候是个音乐迷，热衷于摇滚，后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天赋”而开始写作的道路，“没天赋”是你自己的感受吗，还是别人给你的定义？
石黑一雄：这对我来说挺明显的。音乐是我年轻时候的激情所在，我现在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弹吉他和钢琴。我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的歌，现在则会写一些歌词。我有一个音乐家搭档吉姆·汤姆林森（Jim Tomlinson），我们一起为美国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Stacey Kent）写过歌。虽然那是12年前了，但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依然在持续。
我大概二十二三岁时从写歌转为写短篇小说，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自然。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天赋。而当我做音乐时，总是在仰望那些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或许我更努力的话也可以获得某些成绩，不过我有一些很亲密的朋友，他们有的擅长吉他，有的是天生的歌手，他们太有才华了，我宁愿自己和他们不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我想我能分辨出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依然对音乐怀有激情，音乐教会了我很多写小说上的事情，我觉得写歌和讲故事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我年轻的时候从没考虑从事写作。我在上世纪70年代长大，那时候的西方社会里，做作家并不是一份那么令人向往的职业，大家都想做摇滚乐或者民谣乐手。所谓文学作家完全挣不到钱，他们的读者群体很小。卖得多的则是某一题材、风格的书——回过头来看的话，有些书其实也很好，比如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书就十分畅销，但他当时并没有被严肃地看待为一个文学作家。后来他的谍战小说被视作是那些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家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业，所以我并非“自然地”会想去做一个作家。
我很喜欢作家这个职业的原因是，我可以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成为一整个电影剧组和演员，我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妥协、退让和合作。即使是做音乐的时候，你也要与其他乐手合作，当然这有时候也挺好的，有时候则很让人沮丧。
澎湃新闻：据说村上春树给过你一张《Never let me go》的唱片，这和你的小说《莫失莫忘》的英文标题重合了，这是巧合吗？
石黑一雄：他没有给我一张名字叫《Never let me go》的唱片，不过《Never let me go》是他给我的唱片里的一首歌。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巧合，因为他非常希望我能听大西顺子的歌，可能是她？我不太记得她的名字了，这大概是20年前的事情。他非常喜欢那个年轻的女爵士钢琴手，他给了我一张她在纽约先锋村俱乐部（Village Vanguard, New York）
和两个美国乐手一起演出的唱片。其中一首歌是叫《Never let me go》，不过他当时应该不知道我要发表一本叫《Never let me go》的书。
这应该不是那么有深意，因为《Never let me go》是一首老的爵士标准曲，很多钢琴家都弹过，比尔·艾文斯（Bill Evans）弹过，凯斯·杰瑞（Keith Jarret)弹过，很多独奏的爵士钢琴家都弹过，我甚至也在钢琴上弹过，哈哈。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Never let me go”的标题而非音乐本身。我喜欢这几个词，因为“别让我走”是如此本能的一个请求,但同时它又绝无可能。你可以说“多呆一会”但你不能说“别让我走”，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是令人悲伤的，不过我们都感受过它。我们都提出过这个请求，即使只是在脑海中。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你可以与某人相遇一段时光，然后你需要放手，你们需要分开。所以这句话很有力量，它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而这句请求的不可完成性又很深刻。这就是那本书想说的：强烈需要某人永不离开的同时，深知分离不可避免，重要的是这句话而非音乐本身。不过村上春树给我的专辑里有这首歌是真的。
可以说村上春树是我的偶像。一个我很仰慕他的点是，你很难说出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好。大多数作家，你可以说他们的重要性在于让你了解某段历史或者人性中的某个部分。村上春树的作品就像是纯粹的艺术品，就像艺术馆里非常奇异的展品一样。他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而他的作品完全是“村上春树”式的艺术作品。老实说，我希望他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石黑一雄：我曾将历史视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板，不断搜寻某个能带出我的故事的背景，就像一个取景的人。有时候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所以会去寻找某个“点”，我经常从历史中寻找合适的“点”，比如在《长日将尽》中，我找到了英国历史上一个点，那时人们的价值观有别于现在，很多贵族支持希特勒，所以将我的故事放在那个时空中会比较有趣。
不过我不是那种先对某段历史有兴趣，再去围绕这段历史写作的作者。对我而言，总是先有故事，再去寻找背景。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选中了一个历史背景，我会好好研究，并且抱以尊重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歪曲历史，即使是为了讲故事也是错误的。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道德准则：如果我已经有了一个故事，并为他寻找最后选择了一个背景，我必须非常尊重那个历史背景，以至于不会误导人们，这一直是我看待作品历史背景的方法。
《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我最近书中故事的背景则更有想象性，比如《别让我走》、《克拉拉与太阳》和《被掩埋的巨人》，所以我不太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以近代史为背景写一个故事，比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会感到有义务非常仔细地研究历史，让我不至于误用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它影响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并且对我们现在与未来所做的决定有极大的影响。
我能理解读者希望《浮世画家》里有对日本军国主义更强烈的谴责。这本书写了一个大半生都是典型的日本公民的人——他不知道他在支持什么。在战争结束以后，他相信的东西动摇了，他的生活也因为曾经对战争的介入而被毒害了。我的想法与读者的想法并没有矛盾，我写作所基于的观点正是日本做出了可怕的事情，以及那一代人中的某些个体如何慢慢面对这个事实。
我觉得那一代日本人并非总是会去面对事实，因为冷战开始了，而日本被美国控制。美国很快便希望日本不要觉得自己有罪，因为那时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来对抗新中国。所以日本不像是被苏联和西方国家控制下的德国那样——西德与东德人在一个又一个十年中审视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错误，而这个过程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并没有发生。事实恰恰相反，日本被鼓励去遗忘，并尽快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
我另一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就是关于这样被埋没的记忆，这些社会为了当时的繁荣和和平，几乎是蓄意忘记的历史记忆。不过当你这样埋藏某件事，就像“被埋没的巨人”这个比喻一样，“巨人”总有一天会站起身来。我觉得这也和当下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息息相关——有些事被埋藏、遗忘了，但没有被解决。现在中国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很多年来日本逃避的这些历史问题，现在必须被解决。就像在美国，我觉得非裔美国人的问题被埋藏了太久了，现在美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事情你把他们压制住了那么久，你就需要去处理他们，不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
《我辈孤雏》石黑一雄 上海译文出版社澎湃新闻：你的父亲出生在上海，《我辈孤雏》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上海，我想要不是疫情的发生你或许会来上海宣传你的新书。你对上海有怎样的印象？
石黑一雄：很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到过上海，不过我从小就对老上海有印象，我的父亲1920年代在上海出生，直到1938年他都与我的爷爷一起生活在上海，后来因为侵华战争他们离开了。我的爷爷是丰田公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当时丰田不是一家汽车公司而是一家纺织品公司。我记得父亲跟我讲过的一些故事，同时我也看过一些相片集。
我对这个时代很感兴趣，不过我对于当代的上海知之甚少，也没有去过。我对我父辈和祖父辈记忆中的上海很感兴趣，这段历史包括很多殖民主义和外国列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等等宏观话题。我发现了很多关于鸦片贸易的事实，特别是英国如何通过印度让中国进口了很多鸦片，很多英国公司获得的巨大财富依赖于这种毒品交易。这让我很感兴趣，英属香港的建立也都是为了英国能够保持这样的毒品交易，这些都是书的背景。我完全不熟悉上海这座城市，《我辈孤雏》里的上海更多是一个由我父亲保存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照片虚构起来的世界。
澎湃新闻：对于未来的作品，你有新的计划吗？
石黑一雄：当下我还没有开始写新的东西，因为我刚写完《克拉拉与太阳》。我还在写一个电影的剧本，希望能够在今年5月开拍，这是一部1950年代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电影改编作品，我希望能将它改编到英国的背景中。我还没有开始思考我的新小说，我工作得很慢......
澎湃新闻:每本书写5年。
石黑一雄：是啊，我知道。我希望能再出一本书，我现在66岁了，可能是我该退休的时间了，很多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可以退休了，不过人们总是希望我能写出更多的作品。
澎湃新闻：我听说你的女儿娜奥米也是一个作家。
石黑一雄：对，我们对此很激动。她的小说在《克拉拉与太阳》发表以后的两周后出版了，这是她的第二本书和第一本小说。她的第一本书是一篇短篇集，去年在英国封锁之前出版的。当时时机并不好，书店都关门了。现在书店还是关着门，在控制疫情方面我们做得没有你们做得好。你们应该已经解除封锁，商业也重新繁荣了，我们还在完全的封锁中。根据法律我们不能做任何事，不能与别人见面，必须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我们的情况很严峻，有超过十万人去世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时刻。
不过我很为娜奥米的事业起步而感到高兴。从现在开始是她的时代了，她这样的作家们需要继续前进。因为她们比我这个年龄的人更能理解未来的世界。我很高兴能看到新一代的人正在起步。我希望中国的生活一切顺利，也希望疫情不要回到中国，我也希望它能离开英国。我希望它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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