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多生孩子”能否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
199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房价跌去高峰期的70%，全民财富蒸发，遍地破产。
与财富一同蒸发的是出生人口，1993年之后，日本劳动力人口从8040万人巅峰，一路下滑。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60岁以上人口快速增长。如今日本60岁以上人口超过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3成。
日本年轻人的压力不仅于此，生活成本也逐年攀升。1989年日本制定消费税为3%，2019年已经提升到10%。
再者，日本人生了孩子也不一定养得起。日本公立小学免费，教育质量更高的私立小学，费用高昂，每年要多花约100万日元。
繁重的房子以及生育、养老成本，就是年轻人最好的避孕药。
我国年轻人的压力，或许不如瑞士、德国、日本，却也一直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房子方面。
前几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刚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仍然有比较大的担心，并称很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投机。
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仍然处于高点的位置。
但房地产牵扯到一个国家的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说随便降就降。
关于这一点，曾经从生育陷阱中爬出的新加坡，走过的路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其房价也是位于亚洲顶级，每平方米折合人民币在5-20万之间。但是，新加坡依然做到了“居者有其屋”。
他们的秘诀之一，在于推行组屋制度。
在此之前，新加坡也面临过住房供应不足、居住环境恶劣、生存压力大等困境，但这些问题都随着组屋的推行得到了缓解。
什么是组屋呢？
它是新加坡一种政府建的福利性房子，于1960年由政府大批建设，并以低廉的价格租售给公民居住。
组屋对购买者的月薪有要求，比如，家庭收入必须低于12000新币。
政府组屋的覆盖率从1959年的9%，一跃至80年代的80%。
到了2008年，新加坡85%的公民都居住在政府组屋。
组屋有很多优势，首先它的设施配套非常齐全。
它不是印象中的“廉租房”，而是标配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小区，包括地下停车场和屋顶花园，就连风向在设计之初都会考虑进去。
每一个组屋区都有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交车站和地铁站，有些甚至还有交通枢纽站。
组屋的房价，会比市面上的商品楼便宜非常多，正常面积的商品房在新加坡都是100万新币起步，地点稍微好点的要几百万上千万。
但组屋最贵的四居室，仅仅50万—70万。
对于经济拮据的购房者，政府也会施予补助，补助的类型取决于一个人的月收入，越穷补助越多。
有的甚至能拿三十几万人民币的补助，加上公积金，有时候只要10几万人民币（注意是全款）就能买个两个卧室的房子，年轻人20万人民币首付就能买到不错的房子。
对于贷款买房的人，政府也有补助。组屋还能享受低息房屋贷款，可以占总房价的80%，利率低至3%左右。
为了控制组屋的房价，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很多政策——
比如，年轻人要买，必须有婚姻关系。单身人士要买，则要等到35岁以后。需要屋主住满五年才可以买卖，严格限购，每年盖新组屋，定时增加存量……
让年轻人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住上自己的房子，并且是周边资源达到及格线以上的房子。
年轻人活得体面，不用政策安排，人口也就上来了。
自2009年以来，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持续回升，总人口规模保持正增长。
2020年，新加坡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还是因为疫情，导致非居民人口下滑，本国公民人口仍增长了0.6%。
尾声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步入发达阶段的国家，几乎都在经历少子化和老龄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个国家都用尽办法。
欧美、日韩，都出台各种促进生育、减轻教育压力、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文化开放的北欧，甚至出台法律改变人类最稳定的婚姻契约关系，支持非婚生子。
但是，这些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缓解当下的压力，并不是根除压力。
当这些手段都不奏效时，就转而开放移民政策。
然而引入移民，必然会遭受一系列治安问题，甚至种族冲突，这也是目前欧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安倍晋三曾一度想扩大就劳签证大力引进外国人，这只是工作签证，还不是移民政策，就已经遭受日本国民的一致抵制。
可见在东亚文化圈，对移民是不那么欢迎。
这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到底以后要不要走这条路。
面对不敢生的年轻人，他们期待的不是简单的“催生”政策，而是解决他们不想生、不敢生、生不起的根源问题。
日韩、北美，已经证明，再美好的催生政策和福利制度，都是问题出现之后的遮盖物，都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新加坡，是个不错的参考。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实际情况，与新加坡大不相同。
中国，当有中国的答案。
对此，希望我们的代表，能结合我们的实情，提出更多建设性、可行性的提议。
假如20年、50年后的今天，后世的年轻人向作为父辈的我们追问解决人口问题答案，我希望，我们能回答：我们这代人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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