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利中：重看上海千年书画，发现那些被遮蔽的
上海博物馆今年最重磅的书画特展——“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于6月22日正式面对公众展出，该展昨天举办开幕式，甫一亮相即以策展的学术性、深度与广度，以及对上海千年书画渊源的重新回望与定位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
澎湃新闻在展览开幕前与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进行了对话。他表示，在展览前言中提出“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这样的的表述现在看相对还是比较保守的，“这次展览其实可以说既是一次‘书画考古’，不仅‘考古’出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精英、文人画史个案，还对上海水系与人文地理环境进行还原，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回望上海书画的历史，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小渔村’，上海近现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传统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书画，应该说占的份量不轻。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也在于，重新发掘元末明初上海画坛的成就，通过梳理并增考那些为画史忽略甚至几近淹没的人物，首次提出了上海吴门前渊/先驱的概念。”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系首次从学术视角对上海历代书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遴选相关书画146件（组），时间跨度从三国起至现当代逾千余年，通过“艺脉/艺术成就”“人文/地区互动”“鉴藏/艺术影响”及“潮头/海上风华”四个部分予以呈现。一方面，旨在较全面系统地纵向回顾与总结上海历代书画成就，考察其美术史地位及影响，另一方面，探究海上千年书画发展中所呈现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融并蓄和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更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及其传统人文底色。展出作品包括三国皇象《章草急就章册》、西晋陆机《草书平复帖页》、宋代米芾书法《行书道祖帖》（首次展览）、元任仁发《秋水凫鹥图轴》、顾园《丹山纪行图卷》、明代董其昌《行书天马赋卷》及至近现代的张大千、吴湖帆、陆俨少、刘海粟等人作品。有意味的是，在见证七百年间上海书画鉴藏的板块，苏东坡、赵孟頫的书法名迹都成了配角。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展厅门外
凌利中（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在办公室介绍对上海地域的“书画考古”
“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
澎湃新闻：“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关注上海千年书画这样一个宏阔的话题，筹备有一年多时间，其实说到上海这一地域书画的源起，当然并非只是说近现代海上画派的繁盛那样简单，因为对中国书画史影响巨大的最早的存世名人墨迹——陆机《平复帖》与董其昌等，都在上海。尽管如此，从今天开幕后的观展体验看，其学术性、涉及的深度与广度出乎我的预期，展览也不局限于上海一时一地，而是围绕整个江南经济、文化的勃兴和地理环境水系的变迁展开，尤其是从水系如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变迁，而且，一些作品如明代嘉定籍画家马愈对吴门画派沈周的重新考证也极有新意，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一展览的策展思路是怎样逐渐形成？
凌利中
：上海博物馆此前成功举办了“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在前两个展览的基础上，策划本展构成书画专题研究系列之“海上三部曲”。对于这个展览的策划它有一个筹备期，这个筹备期分两个概念，一个是项目启动，一个是前期准备。这个展览的项目启动时间比吴湖帆和董其昌特展要晚，仅一年时间。从前期准备而言，学界尚未梳理过海上千年书画这样的课题。所以实际上对我们也是一个全面的学术考验。
策划这样一个书画展，于我而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重大节点，以上海的书画成就作为献礼大展，这是一个动力；第二，这个课题实际上也是相当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学术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明年上海博物馆东馆的海上书画馆的设立做前期的学术准备和展品准备。
澎湃新闻：不过这个题目太大了，海上千年书画，一方面是以前基本没明确提出，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你刚才说筹备期一年，但从观展体验看，所有的准备当然不是一年两年，你在策展中是怎么抓这个展览主线的？
凌利中
：策划这样一个展览，首先对中国美术史要有全局的把握，不能有偏颇。平时我们策划的展览以明清的居多，但这次也是戳到我个人的兴趣点了，实际中国美术史上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元朝，所以对于元代的前期资料我一直在梳理，明代的展览早就做过很多了，所以我是把自己整个学术经历融合在这个展览里边。比如2018年实际上不是做“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而是策划了“吴门前渊书画特展”，后因故宫博物院当年筹备“元代书画大展”与“赵孟頫大展”，我们两家单位需要商借的相关宋元书画有冲突，所以改为董其昌大展，而筹备数年的“吴门前渊展”，就是想梳理元末至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间的百年画史，这段画史的研究也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学术是一桶水，展览是其中的一杯水，这次展览图录我提交了两篇论文：《海上千年书画与文人画史的关系初探》、《〈畿甸观风图〉卷作者考——暨以马氏父子为例分析明初上海与吴门画家间的互动及影响》，总计约五万字。《海上千年书画与文人画史的关系初探》一文附录了我历年来梳理的《传世所见宋元以来与上海相关的书画作品列表》、《传世所见宋元以来上海地区的法书名画鉴藏要目》，其范围不局限于上海博物馆藏品，而是全世界博物馆馆藏的与上海相关书画作品，基本上我都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基于这些前期研究与学术准备，这次展览我们打破了单纯以时间线索罗列的传统脉络框架。因为这个课题我是想解答一些学术问题的，上海历代书画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所以我在文字当中有这样的表述，“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
澎湃新闻：“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这句话应该说非常点题了，从展览的呈现看，用“相关”两个字，而没用“在上海”，对这样的措词当时怎么想的？
凌利中
：“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这样的表述我认为相对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我是从文人画史角度进行梳理，对几个学术点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元末明初上海画坛的成就，过去谈到元末明初上海的书画成就，可能资料不足，或者没有人做过系统梳理，公认的是上海明初的书法对全国的影响，这次展览我首次提出了上海吴门前渊/先驱这个概念，也即上海明初对画坛，尤其对吴门画派的影响。
在明清画史论著以及近现代的画史研究中，一般将“吴门先驱”定义为在辈分上年长“吴门画派”开创者——沈周一至二代的明初艺术家，以杜琼、刘珏、沈贞等为代表；若再前溯至元末，即既继承元四家正脉又影响吴门先驱的，我认为可称之为“吴门前渊”，以松江陶宗仪为代表。因而无论“先驱”，抑或“前渊”，其人并不限于“吴门”。
借此次策展之际，我梳理并增考对以沈周为主的明四家产生影响，尤其是那些为画史忽略甚至几近淹没的上海“前渊”、“先驱”人物，如吴门前渊人物张中、温日观，陶宗仪，吴门先驱金铉、马愈等。这一学术观点和他们的相关作品在此次展览中都有所呈现。展出相关作品诸如明董其昌《题杜琼南村别墅图册》、元张中《芙蓉鸳鸯图轴》《吴淞春水图轴》、马琬《暮云诗意图轴》、明马愈《畿甸观风图卷》、明金铉《渔舟唱晚图页》等。
如此一来，通过对元末明初上海的书画成就的梳理，然后明中期是“吴门画派”，再后来到晚明董其昌接过“吴门画派”画学旗帜，引领身后近四百年画史。清代经济中心转到扬州，清中期出现“扬州画派”，到晚清随着上海成为江南乃至全国商业文化中心，上海成为海上画派主阵地，这是必然的。
无论是传统的海派也好，或是第四部分的洋画运动，版画运动，中西交汇，美术教育，上海大都是引领性的，所以通过对上海这七八百年美术历史的梳理以后，一方面旨在全面系统地纵向回顾与总结上海历代书画成就，考察其美术史地位及影响，另一方面，探究海上千年书画发展中所呈现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融并蓄与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
我目前初步梳理出的这16个字，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及其传统人文底色。所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它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的，它在这里可以孕育出红色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次“书画考古”，不仅“考古”出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精英、文人画史个案，还对那时候上海水文地理环境进行还原。比如我一再提及的，从元代李升《淀湖送别图》（展品）至明文伯仁《南溪草堂图卷》、文嘉《曲水园图》卷（展品），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从淀山湖到陆家嘴是一部上海改革开放的线路，上海之所以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我想离不开传统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书画，应该来说在里边占的份量不轻。
从新发现与人文积淀，提出“上海吴门先驱”的概念
澎湃新闻：因为书画本身就是人文的一个积淀和见证。我想请你可以再谈谈你当时策划这个展览，觉得需要突破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凌利中
：最大的难点也在于对上海书画在元明时代的成就梳理，为什么我要提元代，实际上我从个人学术角度来说，也碰到我最喜欢的点。所以说我从资料的梳理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全，所以我接到这个策展题目的时候，并不是急于找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我都梳理过。那对我的难点是在哪里？在于我一开始没有这样的结论。我也没有从文人画角度去梳理，我把已有的、浩瀚的材料通过阅读、梳理，得出现在的一些学术观点在展览里边呈现，而这些观点也需要经过学术界的检验，比如我这次提的“上海吴门先驱”的概念，以前只有“吴门先驱”，我通过疏理并增考了那些为画史忽略甚至几近淹没的上海“前渊”、“先驱”人物，加之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应该来说基本满足我要表达和呈现的主要观点。
澎湃新闻：这个展览留给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你通过对上海城市经济、政治及水文地理的梳理，从上海吴淞江到以黄浦江为主水系的形成，其背后暗合了元明以后文人画家逐步以上海为江南艺术活动中心的趋势，事实上，就像展览中呈现的嘉定籍画家马愈对沈周的明显影响，过去都是被忽视的，而“吴门画派”以后，书画的重点已然转移到松江为中心的一带，董其昌的出现更是直接影响了清代的”四僧“与”四王“，可以说是笼罩性的影响，所以这从一视角来考察上海元明的画史尤其有意味。
凌利中
：是的，这是我展览的第二部分“人文/地区互动”着重述及。整个元代，藉其特殊的时势政局，人文生态诸因素，进入了真正确立文人画自身辉煌价值的鼎盛期。地处太湖流域、水陆交通便利的重镇——上海也因此成为了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地带。
文征明就说“松江在元季时，鸿儒硕彦多避地于此”。元代东南战乱，各方呈现割据之势，与兵家必争之地、行政中心如苏州等城市不同，太湖流域以东如松江、青浦、嘉定、金山、嘉兴等区域一时略无兵火之虞，加之“元季士君子不乐士，而法纲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雄？而乐其志”，一时成为文人偏安避地桃花源。随之发生了大规模之士人迁移。
往来聚集上海的士人由“避地”、“土著”、宦居、住持寺庙道观及游历寓居者构成五大主要类型，也是本次展览所展示历代书画家的主要范围，其中“避地”如本展陶宗仪、杨维祯、马琬、钱惟善与邵亨贞等；“土著之士”如陆居仁、张中等；宦居者如吴福孙、顾园等，元以外有北宋沈辽、米芾与明代的海瑞等。住持或寄居萧寺的如元代邹复雷、邹复元兄弟、贡师泰、姚玭等等。
可以说，元代以上海松江为主的汇聚“天下士”，是继三国东吴之后的盛况再现。同时，也是元末至清末民初形成海上画派七百余年中三个重要阶段的首次，另一次为明末清初。元代上海文人画的成就奠定了之后本土传统文化的格局与文脉。上述五大与上海相关的文人类型，奠定了坚实的人脉、艺脉基础。
澎湃新闻：这样看，我觉得上海文化兴起的时候，其早期的背景似乎每次都与当时的社会动乱有关系，比如三国末期的动乱，元末，清末民初，上海反而成为众多文人的向往与避乱之地，上海地区也因此出现了或者说留下了不少书画大家。
凌利中
：是的，再加上上海本土也能出书画大家，不光是外来士人的迁移，比如张中，温日观、邹复雷、董其昌等。书画创作方面，仅元代上海画坛，一时群星璀璨，如松江温日观的墨葡萄画，柏子庭的菖蒲画，释普明墨兰画，张中的墨花墨禽，马琬、沈玹、王立中、张观、张远等的山水画，浦东邹复雷之梅花画，青浦任仁发、任贤佐父子的人马画，曹知白、李升的山水画；书法则有松江陆居仁、钱惟善、杨维桢等，崇明秦约等；书画理论著述：宋末元初庄肃《画继补遗》，元夏文彦《图画宝鉴》、陶宗仪《画史会要》、曹昭《格古要论》，明代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莫是龙《画说》、陈继儒《妮古录》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及其奉命合编与主持的《石渠宝笈》，近代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等；美术教育方面，刘海粟等创办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等等，不一而足。
澎湃新闻：有意思的在于，从现在行政区划的概念讲上海这个地方，每到一个朝代末期，都会出现中国文化史的上的代表人物，如西晋的二陆，尤其是陆机，《平复帖》当然是最早的知名文人墨迹，而陆机临刑前所言的“华亭鹤唳”其实映证的是中国文人对自在心性的反思与回归，也可以说是文人画的先声。真正的文人写意画就是反映人内心的一种大自在，反对物役与拘束，董其昌拈出“南北宗论”也是对此的一种思考，甚至在近现代由于特殊的人文与环境，成为中国文人向往之地，包括会催生诞生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凌利中
：对，通过对这个展览的这一梳理以后，对1843年以后的上海，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可以逻辑很顺。不能仅仅用海派来代表上海，上海在书画上不是“小渔村”，但是如果不梳理这一块，的确就会造成很多人开口闭口说海上画派，但对何谓“海派”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所以我用“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融并蓄与勇于创新”来表述海上千年书画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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