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军队与核心权力

秦晖说：“我们很早就隐约知道，地方军区由于与当地党政机关关系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调动频繁的野战军，则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划者的意图支持造反派。但这种粗略的感觉往往让人上当。”

例如书中梳理广东“文革”中，野战军第41军等部对造反派的镇压比地方军区还严重，其原因，是1950年代北京派来的“南下干部”掌握，反对“地方主义”，并整肃广东地下党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

在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军队的“造反派”同情被整肃的本地干部，视长期掌实权的北方籍“南下干部”为“走资派”而力图将其打倒。而野战军领导多为北方人，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干部”，支持敌视本地干部的所谓“保守派”。

军内清洗新书中梳理了“文革”中人民解放军受到的摧残，对中国军队建设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十年间，完全出于政治与人事斗争理由，对中国军队高级将领曾进行过三个阶段的大规模清洗，书中列出了被清洗人员名单。

“在和平年代，军队高级将领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倒下，绝非正常现象，令人痛惜。此情况在全球历史范围内，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与之相比，”书中写到。

第一阶段，自“文革”前夕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正军职以上共204人，取消军衔前少将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帅六人，包括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四人。

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当月到1973年，大量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队高级干部先后被清查清洗，遭遇被逮捕，隔离审查，免职审查等不同程度处分。而事后复查，绝大多数人与“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其罪名查无实据。据统计，正军级以上干部38人包括时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遭清洗，遍布总参谋部，军委办事组，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和省委，其范围之广，可显示清洗手段之严苛与缺乏逻辑。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清洗重灾区是中国空军，据不完全统计，空军副军级以上干部43人被清洗，数人自尽身亡。

第三阶段的清洗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除属于“四人帮”的军委常委王洪文，总政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被逮捕外，一批被视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等原因的至少23名军队高级将领均被清洗。其中包括青海，沈阳，南京等多个军区司令员和省委书记，也有北京市公安局长兼陆军27军副政委刘传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陆军64军政委郭玉峰。还有个别人如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吴忠，在1979年后还被审查了八年，最终以“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结论解除审查。

由此可见文革对中国军队的结构性打击。书中统计，清洗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时的十大元帅和十名大将中，七元帅被整肃，五名大将被削职；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总数42%；少将153人，占11%。清洗的总趋势是军阶越高，波及的比例面积越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中国解放军受审查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

核基地的文革监狱

作为“两弹一星”核心基地，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被外界广为熟知，“金银滩”和“西海原子城”成为今天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热点。但该书称，在“文革”的第一年，这里曾发生严重的文革造反、派系斗争、武装斗争，并致业务完全瘫痪。

作为毛泽东政治手段的“清理阶级队伍”一部分，1969年11月该基地被军管。不久，周恩来指派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公安部领导成员、原空军副军长赵登程前往清查，对3200余人核弹基地的科学家、干部和普通人的整肃，“大搞刑讯逼供，提出‘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整个二二一厂成了一个大监狱”，108人自杀，致伤致残400余人，其中包括大量科学家。尤为恐怖的是1970年为了掀起运动高潮，曾“当众枪杀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员”。

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披露的细节证明了政治清洗的标准极其混乱无序，手段残忍，与是否属于哪一个派别无关，而仅仅是武装斗争和彼此歼灭。

秦晖认为对这些细节的具有很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官方版本的“文革”追责将所有混乱罪行基本归咎于“造反派”，让林彪、“四人帮”集团背锅，而是这些残忍清洗与迫害手段同样也会用在“造反派”身上。

资料的可信度？

公众和研究者了解“文革”的困难之一在于资料和信息渠道的匮乏。

秦晖说，“文革”中的军队，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是“黑箱”。他举例说，文革中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曾经成立过情报机构八大“动态组”，其中被称为“三动”（第三动态组）就是专门收集军方各部门动态的。三动的“简报”资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极难一见”的“文革”史黄金文献。但与“三动”资料相比，余汝信经过数十年积累和收集整理的资料，在文革军队历史研究上的价值，甚至更珍贵和难得。

书中首次向外界提供了1971年5月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的复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关于“九一三”坠机报告中文译本等这些研究资料，秦晖说，这些文件价值超过了文革史黄金文献，因为可以横向对比和佐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人们很多事情发生的背后逻辑。”

此书中使用众多史料，但当事人或者来自军队知情者如何提供的，余汝信对BBC中文说目前“还不方便说”。但所有资料来源都是清晰的，因为他力图“每个字都有出处”。其中不乏多年在中国民间收集的原始资料，对多名包括军队军官和后人的采访，日记等，交叉作证而得出的结论。

“我与大陆体制内的学者不同的是，我生活来源相对独立，也没有他们那么多顾虑。目前在香港，所以可以比较独立地做研究。几十年在潘家园找旧文献，找当事人采访，手抄资料，都是要做的，”余汝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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