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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1200的体制内临时工,选择从考公围城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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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围城,过去我一直以为考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或许我真的太高看这座城,太低看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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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县委大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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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没有职业方向,更没有人生方向,对校外的世界一头雾水。家人听说我们市人社局需要2名临时统计员做3个月的数统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他们劝我:“既然不知道干什么,那就考公务员吧,机关事情不多也不忙,你可以有大把时间看书,准备明年的公考。”

一直以来,体制外的人对体制内的工作大都有刻板印象,以为公务员的工作日常就是喝茶、看报、混日子,按年纪升官,按年纪退休。那时的我也这么认为,作为对90年代下岗潮有深刻印象的北方孩子,考公是我有限认知里的“最优出路”,所以我没有拒绝家里的安排,去参加了考试。

统计员要统计的数字,都在老档案的窄小表格中,还要核对早已模糊了字迹的手写档案,最终,我凭借年纪小、眼神儿好,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和我搭档的女生也刚大学毕业,据说她本来要进银行工作,结果岗位被人顶了,她家里人就让她暂时来这儿先干着,再等机会。她妈妈说:“就当实习了,能在政府实习,名声好听,企业招人看实习经历,也有优势。”

那时,我们市人社局的基层科员的月平均工资是3、4千块钱,临聘人员一个月只有1千元,还不交社保,唯一福利是免费午饭票,稍微迟到早退也没人说。

刚开始,除了管我们的科长,偌大的局里没人理我们俩。数统的截止日期是固定的,每天我把计划的活儿干完,就在办公室里做卷子,即使被人看见,也没谁说闲话——没人对临聘人员的行为有硬性要求。3个月后,和我搭档的女孩儿提前离开,如愿进了银行,我一个人做收尾工作,顺便等省考。

因为和处里的人混熟了,处长告诉我,省考前有一次“派遣员考试”,“如果你还想在系统里待着,那就先去考那个”。

人社局的办公楼里有不少派遣员,3个月里,我对这个身份多少了解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分几种:第一种是通过考公、军转等正规方式得到编制的公务员;第二种是由企事业单位借调去做某专项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是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员工,也很稳定;第三种是通过单位、部门用工考试,在特定的人力资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派遣员,因为派遣员入职率和离职率都高,所以也被大家戏称为“机关临时工”;第四种就是我这样的临聘人员了,没有所属单位,还是短期工。

相比临聘人员,派遣员的身份更尴尬,因为不带编制,无论干多少年,干得有多好,都没有上升空间。而且不管处于什么岗位,月薪都是1200块钱(当年我们市的标准),同工不同酬。他们有社保,但没有住房公积金,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不被投诉,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处里的同事也劝我先考派遣员:“你看人事口的小瞿,考了好多年才入编,人家在局里待了4年多,谁不认识她?面试官一半都是熟人。你要能混个脸熟,但凡笔试过了,大家同事一场,面试的分肯定不会低。”

我觉着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半个月后,就第一次见到了壮观的“临时工招考大军”。在那所定点考试学校里,所有的教室都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研究生和博士。我匪夷所思,心里嘀咕:“难道大家都是为了‘曲线救国’来的?”

派遣员考试和公考的性质完全不同,它的试题都与日常工作密切相关,更实用,也更接地气。因为单位招派遣员的目的就是来干活的,没人义务带教,所以只要是上过班的人就很容易考过。没有意外,我考过了,成为了一名人社系统派遣员,负责为因公受伤的职工做伤残鉴定。当然,我不是医生,只负责收发表格、讲解政策、整理档案和安排鉴定事项。

从此,我从没有社保的短期工变成了有社保的临时工,工资涨了200块钱,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有米面油领了。我觉着自己总算有了一份专职岗位,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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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尾,很多老企业将原来由单位统管的工伤职工陆续纳入社保系统里。当时还不流行“无纸化办公”,我的办公室里装有4个大档案柜,里面都是1米长的医疗档案袋。等柜子塞不下了,就把档案袋摞在沙发上,等沙发也没地方放了,就堆在地上。我每天和成千上万的医疗档案共处一室,对牛皮纸的味道极其敏感。这些档案有的会被工伤职工拿走,有的则要等档案局的人来收纳,但往往旧的还没走,又有新的运过来,一轮接一轮。

我的工作十分繁琐,每天要收发几十上百张表格,不停地向不同的人重复同样的政策。遇到文化程度低的个人申报者,我要帮他们填那些一式四份的致残原因表,写字写到手指起泡不说,还要应付最难的工作——吵架。我的办公室里永远嘈杂,有人因为对鉴定级别不服来闹,有人因为单位既没缴纳社保又不承认是工伤而大吵。

我觉着自己入了个大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复习啊?我只能天天加班把纸质档案录入计算机,想降低自己找资料花费的时间成本。没想到,这一举动却被很多单位的经办人夸赞了,他们说:“自从你来以后,我们找资料、填资料都快了,和年轻人一起工作,效率就是高。”

我们科长30岁出头,也夸我,说原来负责这事儿的李老师是返聘的老同志,电脑玩儿不转。他想招个年轻的,但编办不给编制,只能找临时工顶上了。他随口说:“如果放在‘外面的世界’,你这就算解决了个难题,是个工作能出成绩的人——”

讲到这儿,他突然收住了后面的话。

我说:“你说吧,没事。”

科长这才开口:“派遣员就算能做出成绩,得到的也不务实,别把你亏了。如果你不是个得过且过的人,就不要对任何事较真儿。”

“比如考公?”我问。

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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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伤时常会牵扯劳动仲裁,所以我认识了仲裁处的内勤小吴——她也是派遣员。那时我俩都没结婚,中午总在一起吃饭,不忙的时候就互窜办公室,无话不谈。

那段日子,小吴经常坐我对面,看我往电脑里录档案:“你咋还给自己整无纸化办公呢?就你一个,这么录不累死了?”

我告诉她,如果我不弄,她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吴深表理解,说:“咱啊,就是给他们擦屁股的人。”

小吴比我早来两年,得知我干派遣员是为了将来考公,并不认同我这种“曲线救国”的做法,她说:“说句不怕打击你的话,小瞿是个例,不说各大厅了,单单这一栋楼里都有几十号派遣员,人人都想走她那条路,最后有几个考上的?而且,一年成绩不如一年。”

我对她的说法很好奇,大家的成绩为什么会越来越差呢?

小吴开玩笑:“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都是‘腐败’给闹的。”

这个“腐败”并不是收贿赂,而是身边的大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比如在实权部门做派遣员,见惯了点头哈腰来办事的人,就容易忘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飘了;再比如,有些单位的派遣员人数庞大,没有“进步”的机会,同事关系很和谐,经常一群人呼朋唤友,吃喝玩闹,时间浪费了,想“上岸”的初心也被惰性慢慢消磨殆尽。

我从没见过小吴在单位看书,也没听说她有后路,就很好奇:“派遣员不是长久之计吧,不为考编,你为啥一直留着?”

小吴说,如果知足的话,干派遣员也可以长久。她学的设计专业,不好找工作,还累,她妈说女生没必要把自己累那么扎实:“她给我算过笔账,你看,咱虽说工资不高吧,但给交社保,算下来能摊不少钱,外面想找个给交社保的私企不容易。”

“就为了社保?看来你家不缺钱。”我知道,本市派遣员的社保交的是最低标准。

小吴摇头说自家不是富户,可她不想受累,出去工作压力太大了。我问她之前出去工作过吗?她摇了摇头,说没有,然后我俩就一起无奈地笑了——我们都是刚大学毕业就当了派遣员的,并没有真正在社会上闯荡过,对“社会”的印象,都停留在家庭影响和舆论印象里。

体制内的人会把社会分为“里面”和“外面”,我们在里面,一旦想去外面,就要狠下心来才行。但是我们当时都狠不下心,一是家庭给我们传达了刻板的价值观;二是惰性和胆怯像一把无形的锁让我们把自己困住了。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大半年,逐渐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还是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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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鉴定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对外工作忙,所以没有繁琐的职场社交。但小吴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作为仲裁处的内勤,她要做很多工作之外的事。在走廊遇到她,她怀里基本都是满着,一摞摞公私皆有的快递都由她收发,她每天要在楼里跑多次。

一天,小吴问我借平底鞋,说单位司机们忙的时候,要她顶替司机去送领导办事。

我问她:“你们处长不会开车吗?”

小吴说他们处长会开车,但觉得自己车去车回没有气派,而且停车费、过路费都要自己垫钱。我很同情小吴——这些钱没多少,但架不住次数多,财务室的李姐一见小吴去报销,就抱怨她贴的发票面值小、张数多,浪费报销单,数着也烦,小吴每次都乖乖站在李姐桌前,听她絮叨,不吭声。

内勤干点杂事可以理解,可我实在理解不了仲裁处的处长要小吴帮自己代养乌龟。处长交代,他的乌龟只能吃肉,于是每天午饭后,小吴就会到街头菜市场的肉摊上买2块钱的生肉,小小一疙瘩。

趁她用裁纸刀给乌龟切肉丝的时候,我给她算了笔账:“每天2块,一个月60,一年700,这钱你处长给你吗?”

小吴摇头:“不给,谁会每天问他要2块钱?难道我敢问他要年费?”

我替她感到不平:“他工资比你高那么多,停车费都不愿意垫,自己的乌龟不养,你一个月才几块钱工资就给他出钱出力,他好意思?”

“那咋办?”小吴说,“刘姐能撂挑子,因为她有编制,谁都不能把她怎么样。我不行啊,万一处长年底给派遣公司说我不合适,再给我重新调个远地方,我更麻烦。”

刘姐被大家称为“处室最硬气的内勤”,她平时只做能摆得上台面的工作,像给同事取快递、给领导养乌龟、代当司机的事情,她都一律拒绝。刘姐这个人很佛系,没啥野心,所以不巴结领导,也不伺候人,领导拿她没辙,这才去要了派遣员。

无聊的时候,刘姐不“研究”领导,反倒“研究”起了我们这群派遣员。她对我说:“小吴知足,干活儿只当是干活儿,她比你想得明白。你不知足,妄想把活儿干成事业,那你混这儿干啥?”

我说我不知道去哪儿,我没想法。刘姐却说:“真没想法的人就老老实实窝这儿了,你又不出去试试,又不甘心窝着,井底之蛙光激动没用啊!又想够天,又不往外蹦,指望谁捞你?想试就去试,要我说,你比我好。”

见我吃惊,她笑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要啥没啥的时候,捡到锅里都是肉,赚了是净赚,赔也赔不了啥,这一个月1000的工作搁哪儿找不到?但我不行,编制才是笼子,想出去,又怕后悔了进不来,挑挑拣拣年纪就大了,跟人说憋屈,别人还骂我矫情,惨不惨?”

刘姐的这番话挑动了我心里扎着的一根刺——其实我很讨厌那只与我无关的乌龟,因为看到它,我就觉着看到了自己缩着脑袋,把身体套在壳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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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着干着,我的老朋友说我变了,“身上有戾气”。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每天的工作要不断跟人扯皮、吵架,除了满心疲惫,几乎满脑子都是“自保”——因为一旦工作出了差错,被人投诉,我就会被直接辞退。

我有些迷茫,不知道做这种朝不保夕的派遣员和出去打工有什么区别。我也变得矛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毕竟我的直属领导很好,当他听说哪个窗口单位的派遣员因投诉而被辞退,总会打抱不平:“这帮娃干着最多的工作拿着最少的钱,搁谁都气不顺,派遣员态度不好得从上面找原因呢,光罚他们有啥用?根上的问题都没解决。”

可是,这种有共情能力的领导,在体制内很难遇到。

一次,社保相关处室一起开会,作为鉴定窗口唯一的员工,我也参会了。医保处的周处长主持会议,他50多岁,说话声音很洪亮,听说脾气也大。会开到一半,周处长想要一份资料,便问:“王莉哪儿去了?这个表不是她做的吗?”

王莉是医保处的派遣员,平时我们工作联系最多,听说她父亲是人社局的一个副科长,因为不求上进,都快退休了才混到副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单位比较少见,一般到这个年纪,怎么也得是个处级领导了。

很快,有人把资料递给周处长,说王莉请了假,去做产检了。谁知周处长当即就不高兴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生娃就辞职回家专门生,一个烂临时工,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很震惊,局里请假去产检的女公务员多了去,却从没听说周处骂过谁。后来王莉离职了,听说她爱人在部队,她随军去了。她父亲见到周处长依旧跟原来一样,该低头低头,该赔笑赔笑——在体制内,就算是有编制的,尤其是男性,到了高龄混不上去,一样没人尊重。

女临时工遭到的轻视不止在明面上,有的歧视不显山不露水,却十分膈应人。我们局里有一位女副处长,爱化妆,爱喷各种各样的香水,分办公室的时候,她想要一个单间,可因为空间紧张、级别不够,她不得不跟派遣员金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她对此耿耿于怀,当她得知金姐怀孕后,不仅不控制香水的用量,还每天在办公室里喷。金姐无奈,想跟其他人调换办公室,人家同情地对她说,之前这位副处长和蔡处共一间办公室,蔡处怀孕时候她谨慎得很,从不喷香水,到现在蔡处还夸她细心体贴——蔡处的老公,是组织部的领导。

除了这些日常的琐事,在单位的各种活动中,派遣员也很被动。逢年过节举办大型活动,主持人、领舞、领唱都是带编人员,派遣员一般是伴舞、伴唱、扮演凑人头的“背景板”。我们局里有位派遣员长得特别好看,个子高,气质好,却只能做礼仪小姐,有人说她更适合做主持人,带队的科长毫不掩饰地说:“出这个风头对她有用吗?单位的活动,每个位置,每个节目,谁站哪儿都有数,不参与竞争的就往后稍一稍,别挡了别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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