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200的体制内临时工,选择从考公围城跑路

身处围城，过去我一直以为考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或许我真的太高看这座城，太低看自己了。

配图 | 《县委大院》剧照

2010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没有职业方向，更没有人生方向，对校外的世界一头雾水。家人听说我们市人社局需要2名临时统计员做3个月的数统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他们劝我：“既然不知道干什么，那就考公务员吧，机关事情不多也不忙，你可以有大把时间看书，准备明年的公考。”

一直以来，体制外的人对体制内的工作大都有刻板印象，以为公务员的工作日常就是喝茶、看报、混日子，按年纪升官，按年纪退休。那时的我也这么认为，作为对90年代下岗潮有深刻印象的北方孩子，考公是我有限认知里的“最优出路”，所以我没有拒绝家里的安排，去参加了考试。

统计员要统计的数字，都在老档案的窄小表格中，还要核对早已模糊了字迹的手写档案，最终，我凭借年纪小、眼神儿好，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和我搭档的女生也刚大学毕业，据说她本来要进银行工作，结果岗位被人顶了，她家里人就让她暂时来这儿先干着，再等机会。她妈妈说：“就当实习了，能在政府实习，名声好听，企业招人看实习经历，也有优势。”

那时，我们市人社局的基层科员的月平均工资是3、4千块钱，临聘人员一个月只有1千元，还不交社保，唯一福利是免费午饭票，稍微迟到早退也没人说。

刚开始，除了管我们的科长，偌大的局里没人理我们俩。数统的截止日期是固定的，每天我把计划的活儿干完，就在办公室里做卷子，即使被人看见，也没谁说闲话——没人对临聘人员的行为有硬性要求。3个月后，和我搭档的女孩儿提前离开，如愿进了银行，我一个人做收尾工作，顺便等省考。

因为和处里的人混熟了，处长告诉我，省考前有一次“派遣员考试”，“如果你还想在系统里待着，那就先去考那个”。

人社局的办公楼里有不少派遣员，3个月里，我对这个身份多少了解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分几种：第一种是通过考公、军转等正规方式得到编制的公务员；第二种是由企事业单位借调去做某专项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是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员工，也很稳定；第三种是通过单位、部门用工考试，在特定的人力资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派遣员，因为派遣员入职率和离职率都高，所以也被大家戏称为“机关临时工”；第四种就是我这样的临聘人员了，没有所属单位，还是短期工。

相比临聘人员，派遣员的身份更尴尬，因为不带编制，无论干多少年，干得有多好，都没有上升空间。而且不管处于什么岗位，月薪都是1200块钱（当年我们市的标准），同工不同酬。他们有社保，但没有住房公积金，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不被投诉，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处里的同事也劝我先考派遣员：“你看人事口的小瞿，考了好多年才入编，人家在局里待了4年多，谁不认识她？面试官一半都是熟人。你要能混个脸熟，但凡笔试过了，大家同事一场，面试的分肯定不会低。”

我觉着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半个月后，就第一次见到了壮观的“临时工招考大军”。在那所定点考试学校里，所有的教室都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研究生和博士。我匪夷所思，心里嘀咕：“难道大家都是为了‘曲线救国’来的？”

派遣员考试和公考的性质完全不同，它的试题都与日常工作密切相关，更实用，也更接地气。因为单位招派遣员的目的就是来干活的，没人义务带教，所以只要是上过班的人就很容易考过。没有意外，我考过了，成为了一名人社系统派遣员，负责为因公受伤的职工做伤残鉴定。当然，我不是医生，只负责收发表格、讲解政策、整理档案和安排鉴定事项。

从此，我从没有社保的短期工变成了有社保的临时工，工资涨了200块钱，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有米面油领了。我觉着自己总算有了一份专职岗位，进步了。

2010年年尾，很多老企业将原来由单位统管的工伤职工陆续纳入社保系统里。当时还不流行“无纸化办公”，我的办公室里装有4个大档案柜，里面都是1米长的医疗档案袋。等柜子塞不下了，就把档案袋摞在沙发上，等沙发也没地方放了，就堆在地上。我每天和成千上万的医疗档案共处一室，对牛皮纸的味道极其敏感。这些档案有的会被工伤职工拿走，有的则要等档案局的人来收纳，但往往旧的还没走，又有新的运过来，一轮接一轮。

我的工作十分繁琐，每天要收发几十上百张表格，不停地向不同的人重复同样的政策。遇到文化程度低的个人申报者，我要帮他们填那些一式四份的致残原因表，写字写到手指起泡不说，还要应付最难的工作——吵架。我的办公室里永远嘈杂，有人因为对鉴定级别不服来闹，有人因为单位既没缴纳社保又不承认是工伤而大吵。

我觉着自己入了个大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复习啊？我只能天天加班把纸质档案录入计算机，想降低自己找资料花费的时间成本。没想到，这一举动却被很多单位的经办人夸赞了，他们说：“自从你来以后，我们找资料、填资料都快了，和年轻人一起工作，效率就是高。”

我们科长30岁出头，也夸我，说原来负责这事儿的李老师是返聘的老同志，电脑玩儿不转。他想招个年轻的，但编办不给编制，只能找临时工顶上了。他随口说：“如果放在‘外面的世界’，你这就算解决了个难题，是个工作能出成绩的人——”

讲到这儿，他突然收住了后面的话。

我说：“你说吧，没事。”

科长这才开口：“派遣员就算能做出成绩，得到的也不务实，别把你亏了。如果你不是个得过且过的人，就不要对任何事较真儿。”

“比如考公？”我问。

他点了点头。

因为工伤时常会牵扯劳动仲裁，所以我认识了仲裁处的内勤小吴——她也是派遣员。那时我俩都没结婚，中午总在一起吃饭，不忙的时候就互窜办公室，无话不谈。

那段日子，小吴经常坐我对面，看我往电脑里录档案：“你咋还给自己整无纸化办公呢？就你一个，这么录不累死了？”

我告诉她，如果我不弄，她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吴深表理解，说：“咱啊，就是给他们擦屁股的人。”

小吴比我早来两年，得知我干派遣员是为了将来考公，并不认同我这种“曲线救国”的做法，她说：“说句不怕打击你的话，小瞿是个例，不说各大厅了，单单这一栋楼里都有几十号派遣员，人人都想走她那条路，最后有几个考上的？而且，一年成绩不如一年。”

我对她的说法很好奇，大家的成绩为什么会越来越差呢？

小吴开玩笑：“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都是‘腐败’给闹的。”

这个“腐败”并不是收贿赂，而是身边的大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比如在实权部门做派遣员，见惯了点头哈腰来办事的人，就容易忘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飘了；再比如，有些单位的派遣员人数庞大，没有“进步”的机会，同事关系很和谐，经常一群人呼朋唤友，吃喝玩闹，时间浪费了，想“上岸”的初心也被惰性慢慢消磨殆尽。

我从没见过小吴在单位看书，也没听说她有后路，就很好奇：“派遣员不是长久之计吧，不为考编，你为啥一直留着？”

小吴说，如果知足的话，干派遣员也可以长久。她学的设计专业，不好找工作，还累，她妈说女生没必要把自己累那么扎实：“她给我算过笔账，你看，咱虽说工资不高吧，但给交社保，算下来能摊不少钱，外面想找个给交社保的私企不容易。”

“就为了社保？看来你家不缺钱。”我知道，本市派遣员的社保交的是最低标准。

小吴摇头说自家不是富户，可她不想受累，出去工作压力太大了。我问她之前出去工作过吗？她摇了摇头，说没有，然后我俩就一起无奈地笑了——我们都是刚大学毕业就当了派遣员的，并没有真正在社会上闯荡过，对“社会”的印象，都停留在家庭影响和舆论印象里。

体制内的人会把社会分为“里面”和“外面”，我们在里面，一旦想去外面，就要狠下心来才行。但是我们当时都狠不下心，一是家庭给我们传达了刻板的价值观；二是惰性和胆怯像一把无形的锁让我们把自己困住了。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大半年，逐渐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还是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上岸”。

工伤鉴定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对外工作忙，所以没有繁琐的职场社交。但小吴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作为仲裁处的内勤，她要做很多工作之外的事。在走廊遇到她，她怀里基本都是满着，一摞摞公私皆有的快递都由她收发，她每天要在楼里跑多次。

一天，小吴问我借平底鞋，说单位司机们忙的时候，要她顶替司机去送领导办事。

我问她：“你们处长不会开车吗？”

小吴说他们处长会开车，但觉得自己车去车回没有气派，而且停车费、过路费都要自己垫钱。我很同情小吴——这些钱没多少，但架不住次数多，财务室的李姐一见小吴去报销，就抱怨她贴的发票面值小、张数多，浪费报销单，数着也烦，小吴每次都乖乖站在李姐桌前，听她絮叨，不吭声。

内勤干点杂事可以理解，可我实在理解不了仲裁处的处长要小吴帮自己代养乌龟。处长交代，他的乌龟只能吃肉，于是每天午饭后，小吴就会到街头菜市场的肉摊上买2块钱的生肉，小小一疙瘩。

趁她用裁纸刀给乌龟切肉丝的时候，我给她算了笔账：“每天2块，一个月60，一年700，这钱你处长给你吗？”

小吴摇头：“不给，谁会每天问他要2块钱？难道我敢问他要年费？”

我替她感到不平：“他工资比你高那么多，停车费都不愿意垫，自己的乌龟不养，你一个月才几块钱工资就给他出钱出力，他好意思？”

“那咋办？”小吴说，“刘姐能撂挑子，因为她有编制，谁都不能把她怎么样。我不行啊，万一处长年底给派遣公司说我不合适，再给我重新调个远地方，我更麻烦。”

刘姐被大家称为“处室最硬气的内勤”，她平时只做能摆得上台面的工作，像给同事取快递、给领导养乌龟、代当司机的事情，她都一律拒绝。刘姐这个人很佛系，没啥野心，所以不巴结领导，也不伺候人，领导拿她没辙，这才去要了派遣员。

无聊的时候，刘姐不“研究”领导，反倒“研究”起了我们这群派遣员。她对我说：“小吴知足，干活儿只当是干活儿，她比你想得明白。你不知足，妄想把活儿干成事业，那你混这儿干啥？”

我说我不知道去哪儿，我没想法。刘姐却说：“真没想法的人就老老实实窝这儿了，你又不出去试试，又不甘心窝着，井底之蛙光激动没用啊！又想够天，又不往外蹦，指望谁捞你？想试就去试，要我说，你比我好。”

见我吃惊，她笑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要啥没啥的时候，捡到锅里都是肉，赚了是净赚，赔也赔不了啥，这一个月1000的工作搁哪儿找不到？但我不行，编制才是笼子，想出去，又怕后悔了进不来，挑挑拣拣年纪就大了，跟人说憋屈，别人还骂我矫情，惨不惨？”

刘姐的这番话挑动了我心里扎着的一根刺——其实我很讨厌那只与我无关的乌龟，因为看到它，我就觉着看到了自己缩着脑袋，把身体套在壳子里。

干着干着，我的老朋友说我变了，“身上有戾气”。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每天的工作要不断跟人扯皮、吵架，除了满心疲惫，几乎满脑子都是“自保”——因为一旦工作出了差错，被人投诉，我就会被直接辞退。

我有些迷茫，不知道做这种朝不保夕的派遣员和出去打工有什么区别。我也变得矛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毕竟我的直属领导很好，当他听说哪个窗口单位的派遣员因投诉而被辞退，总会打抱不平：“这帮娃干着最多的工作拿着最少的钱，搁谁都气不顺，派遣员态度不好得从上面找原因呢，光罚他们有啥用？根上的问题都没解决。”

可是，这种有共情能力的领导，在体制内很难遇到。

一次，社保相关处室一起开会，作为鉴定窗口唯一的员工，我也参会了。医保处的周处长主持会议，他50多岁，说话声音很洪亮，听说脾气也大。会开到一半，周处长想要一份资料，便问：“王莉哪儿去了？这个表不是她做的吗？”

王莉是医保处的派遣员，平时我们工作联系最多，听说她父亲是人社局的一个副科长，因为不求上进，都快退休了才混到副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单位比较少见，一般到这个年纪，怎么也得是个处级领导了。

很快，有人把资料递给周处长，说王莉请了假，去做产检了。谁知周处长当即就不高兴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生娃就辞职回家专门生，一个烂临时工，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很震惊，局里请假去产检的女公务员多了去，却从没听说周处骂过谁。后来王莉离职了，听说她爱人在部队，她随军去了。她父亲见到周处长依旧跟原来一样，该低头低头，该赔笑赔笑——在体制内，就算是有编制的，尤其是男性，到了高龄混不上去，一样没人尊重。

女临时工遭到的轻视不止在明面上，有的歧视不显山不露水，却十分膈应人。我们局里有一位女副处长，爱化妆，爱喷各种各样的香水，分办公室的时候，她想要一个单间，可因为空间紧张、级别不够，她不得不跟派遣员金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她对此耿耿于怀，当她得知金姐怀孕后，不仅不控制香水的用量，还每天在办公室里喷。金姐无奈，想跟其他人调换办公室，人家同情地对她说，之前这位副处长和蔡处共一间办公室，蔡处怀孕时候她谨慎得很，从不喷香水，到现在蔡处还夸她细心体贴——蔡处的老公，是组织部的领导。

除了这些日常的琐事，在单位的各种活动中，派遣员也很被动。逢年过节举办大型活动，主持人、领舞、领唱都是带编人员，派遣员一般是伴舞、伴唱、扮演凑人头的“背景板”。我们局里有位派遣员长得特别好看，个子高，气质好，却只能做礼仪小姐，有人说她更适合做主持人，带队的科长毫不掩饰地说：“出这个风头对她有用吗？单位的活动，每个位置，每个节目，谁站哪儿都有数，不参与竞争的就往后稍一稍，别挡了别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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