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
2024年2月20日，唐正琪于日本东京去世，享年27岁。在生前身后的报道里，她似乎一直只是“人权律师的女儿”。
在她短促的人生里，父亲唐吉田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是他的女儿，唐正琪被迫失学，在公益机构里长大，从未有过一个正常的童年。也正因如此，她窥见了一个名为“公民社会”的世界。
像父亲那样，为了捍卫人权，搭上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康？还是满足母亲的期盼，两耳不闻窗外事，甘于安稳却平庸的人生？摆在年轻的唐正琪面前的两条路，在当今中国根本上无法调和与兼容。
身为人权律师的女儿，意味着儿时的家庭创伤、被剥夺的教育机会，却也可能是另一个对她开放的世界的“捷径”。但她决绝地舍弃这一标签，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认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2019年，她远赴日本，打工，申请大学，跟朋友看樱花，过得拮据却快乐，探索既能有正常私人生活，也能参与公共的路径。
然而，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唐正琪的第三条“中间道路”戛然而止，她丧失了自由意志和话语权，重新跌落回属于“人权律师的女儿”的宿命。生死之间，皆躲不过披着“国家安全”之名的魅影纠缠。
唐正琪生前留影
撰稿：萤光
编辑：桑尼 部落格
平台编辑：穿墙而过
“主啊，你知我无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在一片唱诗和祷告声中，27岁的唐正琪（小名：琪琪，キキ）走完了在日本东京求学的最后一站。
3月2日上午，近50位各界人士参加了唐正琪的告别礼拜仪式。他们主要是她的父亲唐吉田的朋友、关心中国人权的在日华人、媒体人等。事后媒体报道多聚焦于唐吉田终究未获准出境办理女儿丧事、甚至再度在国保控制下失联，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人权律师团体持续呼吁的努力付诸东流。
十天前的2月20日，唐正琪在感冒发烧三天后患肺炎去世。在许多人眼中，这不啻为一种“解脱”。此前长达近三年时间，因肺结核引发的脑膜炎，她始终处于深度昏迷中，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从老家吉林赶来照料的母亲刘凤岚，几乎寸步不离，和她一起困在不到20平米的一室户里。
“琪琪是整个事件中最悲惨的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照养，刚要独立开始新生活就病倒了……”一位曾去探望过唐正琪的中国民间人士记得见过一张照片，病榻上的她因长期插管，面目已经变形，身上却还铺着写有倡导标语的横幅，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人权律师女儿’之外，有多少人在意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有着怎样的梦想吗？”
唐正琪母亲向其灵柩献花。图片来源：产经新闻 桑村朋 摄
倔强的中国留学生
举行葬礼的殡仪馆靠近御花茶屋站。据传，幕府时期的一位将军因打猎时胃痛在此休息，受到茶屋老板的女儿悉心照料后痊愈，便以她的名字“花”将茶屋更名。葬礼上，唐正琪生前在日语学校的同窗友人未见出席，只有班主任老师来到葬礼现场，对于未能帮助她圆大学梦深表遗憾。
经过两年学习，唐正琪通过了日语N1（最高等级）考试，但申请东洋大学却遗憾落榜。2021年4月，在单人公寓里倒下之前，她已经在另一所专门学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就读，就此解决了签证问题，准备再次申请。
在首次大学申请的志愿书中，唐正琪写道，她从网络新闻获知有支援未成年人上学的NGO存在，但做了各种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部分援助都针对男孩，即使是接受支援的家庭，也都优先给男孩，甚至把女儿拿到的支援金全部拿给儿子。
“如果能够学习，女孩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贫困和家庭歧视中逃脱，她们的人生肯定可以发生改变。”唐正琪称，她梦想在将来成立一家专门支援女孩上学的NGO。因此，她希望进入大学后能够进行三个方面的系统学习：
一是社会学相关知识，比如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否和地区独特的文化环境有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包括家族中女性是否有工作会对家庭有怎样的影响等；二是社会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她特别提到想增进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三是心理学相关知识，以改善失学女孩的心理状态，“因为家庭原因而没有办法上学的女生们，她们心里面会面临很强的压力，我认为她们陷入了没有希望的状态。我想要给她们勇气，想要给她们援助，想要让她们可以去学校。”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唐正琪对性别平等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她曾和父亲唐吉田谈论，自己感受到日本男权社会色彩太浓，女性话语权很少，包括课上女老师的评论从男性视角出发，她对此特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唐正琪出事后，在日中国留学生海月在媒体上读到上述志愿书，长叹了一口气。比起非名校不考的留学生，海月认为唐正琪在择校方面相当务实，无奈“这份志愿书写得太普通了”，她似乎刻意回避了一部分的自己独特而重要的经历，反而就像普通城市中产孩子写出来的文书那样“看起来太‘漂亮空洞’，也太‘事不关己’”，“否则或许她能进更好的学校。”
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与唐吉田是旧识。她长期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在此过程中与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人保持密切互动。因此，女儿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阿古帮忙照顾。然而，唐正琪到东京后，长达半年时间一直没来见她，令他们一度感到担心。为了减小她的经济压力，阿古智子还曾几次邀请“琪琪”到家里来免费借住，也都被她一一婉拒，“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解决。”
阿古智子家是一座三层独栋住宅，地处东京繁华的城市中心，装修雅致而充满人文气息。时常有中国访客在此借住或聚会，其中不乏受打压的其他人权律师的孩子，每每围绕人权、国际关系、社会问题等，展开批判性的交流。唐正琪也很愿意参与和中国问题相关的讨论，不过她经常推说“很忙”不能来，在人群中话也不多，没有给阿古智子留下深刻印象。较为特别的是，唐正琪是少有的更愿意用日语而非中文直接与她对话的中国人。
2020年11月，唐正琪最后一次来到阿古智子家吃饭，这也是两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单独交流。阿古智子向“WOMEN我们”回忆，当时唐正琪讲起，同在麦当劳店打工的一个女孩自杀未遂，手上还能看到伤痕，她略带批评的口吻谈道，“像这样自己伤害自己很傻，（导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阿古智子随即开导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成长背景，家庭、生活环境不好，没有条件学习，不能说是“傻”。她顺势提起唐正琪的大学志愿，建议她学习心理学，更多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我记得那一天她表现得非常理解，还说‘下个月还想到你家，跟你一起聊天’，好像很开心的样子。”阿古智子说。后来她果真听取了这一建议，修改了志愿书。
唐正琪租住的葛饰区，位于东京都市圈边缘，房租相对较低。不到2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约6万日元，加上水电、网络费用，折合近四千元人民币。海月前去探望时注意到，这个公寓楼很新，有自动门锁，一楼就是以物美价廉著称的日本业务超市，附近还有沿河的公园，“是便宜的房子中比较好的。”这让她感到，唐正琪颇有自己的主见和眼光。
但这还是给她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当初她不顾母亲极力反对留学，单方面断绝来往，除了此前自己工作积攒的一点积蓄，只能靠窘境中的父亲东拼西凑供她留学——考学失利后还要“复读”一年，只会让她压力更大。周末她去麦当劳打工，时薪折合人民币70元左右，按照在日留学生每周20小时的打工时间限额，月薪顶多5600元，只能覆盖她的开销不足六成，更何况疫情期间工作时长只会缩水。
据阿古智子了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托赴日的朋友给她带来钱和礼物，她愣是拒绝会面。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后来她获得了学校每月人民币两千元左右的奖学金，经济困难才稍微缓解。不过，她身后还是留下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网贷。
“她在日本时一直很低调，国内的政治迫害还伸不到她身上来，”海月认为，唐正琪的遭遇更像是许多中国穷留学生的典型困境：“省吃俭用”地过日子，“穷忙”之下更没有时间精力社交。她猜测，唐正琪后来之所以发病如此险恶，可能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导致免疫力差有关，加上缺少家人支持，又不愿和朋友商量、求助，这才延误了治疗。
阿古智子说，日语学校的班主任也曾评价，“琪琪的性格是比较顽固的。”老师曾建议，提前和她一起练习模拟面试，她不太接受，自认为报考的学校比较简单，有信心通过。等到真正面试时，她却发挥失利，说不出话来。
另一方面，也有时运不济的原因。阿古智子曾在社交媒体撰文指出，近年来，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下，日本的大学不得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导致进入大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很多大学对英语成绩也有了较高要求，无怪乎老师要求唐正琪重点关注英语，她的房间里也被发现有许多英文教辅书。
“我觉得琪琪自己也有一些心理问题。她比较自立，是不想靠别人的那种孩子，否则她完全可以放松一些，但是很可惜……”阿古智子感慨，“这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造成的，还是她的个性使然，我也搞不清楚。”
唐正琪的大学申请书。图片来源：端传媒
被“监护”在公益机构的“小大人”
事实上，唐正琪就是曾因家庭原因失学的女孩中的一员。从她九岁那年起，父亲唐吉田辞去吉林延边州检察院的公职后，辗转深圳、北京、安徽等地做律师，陆续代理征地强拆、上访、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维权案件，唐正琪也曾短暂地随迁到深圳上小学；待到十五岁时，她不得不离开传统学校教育的轨道，时值2012年年初，唐吉田因“茉莉花事件”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近一个月，受尽折磨，染上肺结核。
那几年里，公民社会方兴未艾，唐吉田频频越过“红线”：例如，2008年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签署《零八宪章》，后来他因退庭抗议风波被“清算”，于2010年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当年，他依旧活跃于农村土地维权、批判重庆打黑、反酷刑等公共行动和倡议。也是这一年，因为对事业发展的分歧，他和妻子在起初瞒着女儿的情况下离婚——此前他已经结交了同在维权圈的新女友。
刘凤岚曾向阿古智子诉苦，刚结婚时，唐吉田曾因为看到她和别的男人说话而动手打她，后来他经常被警察跟踪骚扰，国保还会上门核实他的行踪，令她和女儿紧张不已。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母女俩的关系也伴随着控制、冲突和暴力。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援引唐吉田朋友的说法，由于父亲受当局打压，唐正琪在学校被区别对待，父亲也不希望她接受“洗脑教育”，“就这样失学了。”
曾在南京民间公益组织“天下公”工作的何佳告诉“WOMEN我们”，人权律师子女的受教育权屡屡受到侵犯，比如“709律师”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都曾遭遇逼迁、被学校拒绝入学或被迫休学。“有的当地国保也会和老师打招呼，偷偷告诉其他老师同学，孤立人权律师的孩子。”2013年下旬，何佳曾和唐正琪有过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她回忆，“小唐具体在学校有什么遭遇，她没怎么跟我们说。”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某个傍晚，唐正琪跟着她回住处借书看，两人一起坐在床边，聊了很多。何佳依稀记得可能推荐了当时畅销的某些公知著作，其中还有一本有许多动植物插图的航海日志，她俩都觉得很有趣。“小唐”慢慢讲起小时候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还说“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那一刻，何佳仿佛看到“小小的她在东北的雪地里无助地哭”，“当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听到这句话很讶异，也很心疼，却不知怎么回应……也因为这次长谈，我从没觉得小唐叛逆，一直觉得她挺懂事的，有些超出她年龄的成熟，还有一些荒凉和孤独。”
得知“小唐”病逝后，何佳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撰文怀念她，遗憾那晚没有好好抱抱她，夸赞她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养育小孩这些年，我才能更知道当时的小唐有多不容易。她是很需要爱和关心的孩子，但可能知道要得到这些并不容易，就装着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还故意表现出一些淡漠。”
何佳的丈夫韩呈祥比她早两年在“天下公”工作，那时“小唐”就已经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弄明白“小唐”在机构的“定位”，坦言“超出了自己当时的认知”。
当年她不过十五六岁，“不大不小的年龄”，却有自己的“工位”。她做的是类似行政助理的工作，每个月拿800元志愿者补贴，也时常去机构主办的培训和外展活动上帮忙。同时她也在上日语培训，包括程渊在内的机构负责人则像是“实质的监护人”，每两周约她谈一次，抓她的学习进度。“有时候他们说她，学得怎么样了，为什么没去上课，她就和正常青春期的叛逆小孩一样，会回怼‘家长’。但其实私下她是感激他们的，亲口说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韩呈祥逐渐得知“老唐”的遭遇后，依旧不理解他为何要把孩子“托养”在机构，“毕竟我们在工作，大多都是男士，照顾起来也不方便。”而据何佳所知，唐正琪并非孤例，同期还有另一个人权律师未成年的儿子托养在其他机构。家长们的目的相似，让孩子在机构接受锻炼作为“过渡”，学好外语后就出国留学，“可能也是有前人趟出过这样一条路”。
在他们眼中，唐正琪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个“小大人”。韩呈祥还记得，有个“文艺青年”气质的实习生曾说，自己想一直实习、不想做全职，这样更少受到束缚，唐正琪直白地说他这样想“”太幼稚”。某天韩呈祥和妻子发生争吵，唐正琪还来劝他，不能跟女生这么说话，而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给他出主意。
她对时局显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父亲患肺结核后一直吃药，何佳问过她，是否有免费药物可用，她答说政府给的药效果都不好，还评价了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小小年纪有那样的见地很厉害。”
在“天下公”的两年，唐正琪对权利倡导耳濡目染。女权行动派最早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动，艾滋感染者马治发发起的“全国艾滋反歧视街头征集握手拥抱”，她都有所响应和参与。“当时她年纪小，思想比较开放，接触了很多公益圈的各种人和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如果能参加的，她都愿意参加。”韩呈祥说。
与之相对，她也将公益机构艰难的生存状况看在眼里。有一次，“天下公”组织艾滋、妇女平权相关议题法律研讨会时，场地酒店因苏州公安维稳施压、临时毁约，“天下公”坚持将该酒店告上法庭，还对外公开了法院对公安的庭审记录。唐正琪不止一次向身边人讲过，“要好好学习，将来多赚钱捐给机构”。
韩呈祥于2013年下旬离开“天下公”，再次听到唐正琪的消息已是她病危之际。他一直以为，离开机构后的唐正琪早已赴日留学。然而，这个计划不知何故中断。从表面的时间记录上看，2014年3月，唐吉田因“建三江事件”被行政拘留，期间还被国保殴打至肋骨断裂，并确诊腰椎结核。
据《端传媒》报道，他们一家三口曾赴香港给唐吉田看病，在深圳罗湖口岸，母女俩已经通关，只有唐吉田被警察拦下。唐正琪抓拍了照片，边检警察发现后强行要求她删除，冲过去一下扑倒了她，手机也甩了出去。在唐吉田的记忆中，女儿刺耳的尖叫声，持续回荡在罗湖口岸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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