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
据何佳夫妇描述，青春期的唐正琪对父亲态度矛盾，会用“不太在乎又带着几分骄傲”的语气评价他所做的事。一方面，她认同父亲的人权事业；另一方面，父亲偶尔来南京看她，带她参加朋友们的饭局，她回来后也会嚷嚷“无聊”，对他们席上经常高谈阔论自由民主感到不耐烦。在得知何佳怀孕后，唐正琪更是私下劝诫韩呈祥，“你以后不要去当人权律师”。
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后，人权律师成为高危职业。那几年，唐正琪走上了母亲为她指定的道路：去广东读职高，获得珠宝鉴定师资格，以此为职业工作了几年。在母亲心目中，回老家跟着她做生意，有一套写她名字的小产权房，结婚、生子，陪伴家人左右，就是最安稳幸福的人生。
唐吉田展示手机中的女儿照片。图片来源：民生观察
漫长的告别
但受过新生的公民社会和女权意识的洗礼，唐正琪终究不甘心如此被“安排”的命运。201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她重拾起日本留学梦。在东京的两年多，或许是她精神上最为自由舒展的日子。身边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在忙碌的考学和打工之外，她像儿时一样钟情于日本漫画和小说，换穿各种造型的JK制服或少女系连衣裙，有时和朋友一起去参拜神社寺庙，分享美食和甜品。
“听语言学校的老师说，她是非常enjoy（享受）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的。”据阿古智子了解，三月底，参加完语言学校的毕业典礼，唐正琪和关系最好的女同学计划了一趟毕业旅行。她们去了茨城县爬山，还在偕乐园赏樱。唐正琪的微信朋友圈封面，亦是一张她手捧樱花的背影照片。
在采访过程中，我再三托人寻找和联系与唐正琪年龄相近的友人，希望更多了解她生活日常的一面，然而并不顺利。韩呈祥告诉我，有位久未联络的前同事，当年因为“腐女”同好与唐正琪走得较近，（他还记得“小唐”喜欢画的美少女系卡通画，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但在程渊受当局打击入狱的阴影下，不好意思为此去打扰人家。在东京生活的一位记者朋友则说，她也做过类似努力，但发现自日语学校毕业后，唐正琪的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联系不上。
原本阿古智子已经跟她说好，新的一年可以帮她一起准备申请文书、面试练习等，唐正琪约定过来的时间是五月初。然而，四月底，阿古智子先接到了唐吉田的电话，说女儿生病已经失联几天，拜托她去家里看看。凭借门下通风口的热气，阿古智子和求援而来的警察确认她在屋内，持续呼唤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听到琪琪微弱的声音，按照指示的位置拿到钥匙。进门后，只见她躺倒在地，紧急叫了救护车。
阿古智子事后了解，原来至少两周前，唐正琪就开始受到头痛困扰。她以为是感冒症状，去了三家医院检查都排除了新冠感染，直到第四家医院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结核——很难说这和她父亲患有肺结核是否有关联。还没来得及做详细检查，发着烧的她就突然倒在住处，陷入半昏迷状态。
阿古智子回忆，琪琪在救护车上恢复了一些意识，说头痛得受不了。“我真的很想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只想着要自己解决。我猜可能是她担心新冠肺炎传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床位不够，辗转几个小时，阿古智子终于联系上圣路加国际医院，医院表示愿意接收。
唐正琪凌晨1点入院，阿古智子到6点才离开，不久她收到了唐正琪充满关怀的语音留言，“抱歉阿姨，昨天你没有睡吗，你要好好休息啊。”阿古智子没有料到，四五天后琪琪就失去了意识，做完手术，医生判断她醒来的几率渺茫。
圣路加国际医院是东京顶尖的综合医院，被视作“日本皇室御用医院”，而且由于天主教背景，对贫困家庭素有医疗费减免政策。得知唐正琪父亲的状况，加上媒体的大量跟进报道，该医院主动免去了唐正琪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治疗上也并不吝惜输血、营养等补给。
唐正琪母亲刘凤岚赶来日本后，阿古智子一直充当着她和医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沟通人，记下的琪琪住院医疗笔记高达100多页。她时而还要面对一位绝望的母亲裹挟着阴谋论的质疑和怒火——因为原本就反对女儿留学，强烈的愧疚悔恨与其对日本的仇视交织在一起。朋友们私下分享了一些信息表明，国内国保部门一直对刘凤岚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
“琪琪的状态和脑死亡差不多，医生说还有一点点脑电波，但很微弱。”阿古智子说，如果换做是她，她会选择拒绝延命治疗的“尊严死”，可惜琪琪并没有在生前留下个人自主意愿的声明。她的父母则有着强烈的治疗愿望，选择上人工呼吸机。母亲尤其抱着她仍能醒过来的决心，不顾医护反对，坚持从国内进口中药为她私自治疗。
一年半后，2022年10月，病情相对稳定的唐正琪出院回到位于葛饰区的寓所。来自人权团体和教会的爱心人士不时前来探望。许多人都提到房间的狭小拥挤，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安静时还能听到琪琪非常沉重的呼吸声。日本政府提供康复护理服务，每天五位护工轮流上门为琪琪按摩、做复健。但这些无法抵消母亲日夜的操劳、担忧和孤独。
关注妇女权益的黄思敏律师向“WOMEN我们”表示，她不愿将人权律师家属看作一种“附带的悲剧”。“在过去的公共叙事里，他们往往是抗争中的‘牺牲品’，或是次要的‘故事线’。人权捍卫者把抗争策略和目标放在自己觉得重要、宏大的东西上，而家属受到的影响、在社运中的参与，从来都很少被谈及。”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跟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些在我们过去的论述或生活经验里，好像是被严重弱化了的。”黄思敏反问道，“我们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和社会，如果是牺牲周围的人，关系中同样存在压迫、歧视和暴力，你怎么能用平等、尊重、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运动、联结更多的人？这两者是相悖的。”她认为，改变应该从正视家人的处境和感受开始。
唐正琪追思礼拜仪式现场分发的小册子。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看见一个受苦的灵魂”
在知天命的年纪，女儿遭遇飞来横祸，唐吉田此时想要更多背负起父亲的责任却不可得。据阿古智子透露，在痛苦中，成为基督徒的唐吉田每天为女儿祷告。他还录下很多给女儿听的音频，除了朗诵诗歌、唱家乡歌谣、讲她儿时的趣事，也饱含对过往的追忆和忏悔，“主要是她小时候经常在外地工作，没有给她很多关爱，让她很孤独，没有给她很好的学习环境这些。”
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月，刘凤岚不太乐意继续播放他的录音。他转而拜托朋友们帮忙。有时朋友好心转告，看到琪琪听完视频，有些面部反应，但医生认为这只是不自主的生理现象而已。
事发的头两个月，唐吉田曾不断努力争取出境探视。他从北京飞到福州尝试转机，被警察拦下，口头告知限制其出境的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法，涉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此后他数次向北京公安局政府信访、甚至给彭丽媛写信，迎来的却是进一步剥夺人身自由。
2021年12月10日，在前往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途中，唐吉田“被失踪”，半年后才传出从北京转往老家“指定监视居住”。2023年2月至11月，他曾短暂恢复自由活动，此后依旧回到国保控制之下，被没收手机，只允许在特定时间与前妻交流女儿病情。
今年2月20日，阿古智子通过微信询问唐吉田是否已获知琪琪去世的消息，对方说知道，但“现在不方便”，要求琪琪妈妈和他直接联系。之后她还问他是否想让她替他在葬礼上说几句话，再无回复。阿古智子认为，这意味着国保控制着他，彼此不敢多言。至今，唐吉田仍处于失联状态。
“真正的国家安全应该要考虑每个国民的幸福，我很想听听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解释，我真得不懂。”阿古智子感慨，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难想象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会如何。她曾多次参与并发起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儿，还曾带着征集的联名信只身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但无人签收。
“WOMEN我们”了解到，在安排唐正琪后事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希望将葬礼尽量延迟至“全国两会”后，希望增加争取唐吉田成功出境的机率，但很快被否决。刘凤岚显然等不起了，她无时无刻不想早一点带着女儿的骨灰回国。据主持唐正琪告别礼拜仪式的喻冬牧师透露，刘凤岚同样拒绝了在葬礼上加入“追忆故人”的环节，而是按照完整的基督教追思礼拜的形式进行，具体原因不明。
3月4日至11日的“全国两会”会期及其前后，历来是中国各地全面维稳的“高压期”。如果说，国保想要控制唐正琪去世引发国际负面舆情，由于唐吉田的“完全隐形”，他们至少成功了一半。
2021年，经一位香港的基督教传道人介绍，喻冬认识了刘凤岚，最初每周两次去医院陪伴她，为这对母女送去福音和安慰。
喻冬牧师说，他大概知道唐吉田在人权方面的工作，但和他几乎没有直接交流，因此在仪式开场的讲道中并未特别提及他。“我们看重的是（琪琪）她个人的灵魂，这也是主所宝贵的；我看到一个受苦的孩子，还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妈妈，这是我做这些事的出发点。”他讲述的是亲口听母亲描摹的唐正琪，“一个很乖巧懂事又温柔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或者拌过嘴”。
“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这个事实，已让我们从唐正琪姊妹来看见，并得到证明，”，喻冬牧师在告别礼拜上讲道，“她比我们先经过死亡的关头，到永远安息之处。从今以后，世界黑暗的权势不再压迫她，一切的痛苦也不再搅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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