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杀夫”女辩护: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

©徐维华

我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一个女性被告辩护，她长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蔑，把对方给杀了。开庭在萧山的一个大会堂里，有一万多人旁听，还有人扒在窗户上看。我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辩护的流程是什么，觉得这条人命压在我的肩上，我背负着这个责任。

最后这个案件判决有变轻。本来是要把这个女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辩，最后判处了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两年后，我去浙江的监狱办事，当时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刚吃完饭，在劳动，一下子就遇到了这个姑娘。现在搞不好她已经出狱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后来，全国妇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处，这时候对妇联没那么抗拒了，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师制度已经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辩护、代理的经历和经验，经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获得了律师资格。我的律师证序号是822号。

到了妇联以后，八十年代妇联最关注的妇女问题是拐卖，主要工作是与公安部联合，制止拐卖，还有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那时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数年的调查研讨，到91年出台，我们请专家，跟全国人大立法调研，反复修改用了6年多时间，我很有成就感。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自己职权之内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类，是吧？

而且法律不仅仅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家庭权利，还要保护她们政治上的参与权、话语权，这也特别重要，在单位里，女性参与领导岗位应该有相应的比例，这是不能回避的。

经济权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后比如说提拔，参加培训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中的权利，也应该跟男职工一样。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现在你看女孩子上学就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妇联工作到后期，会有种无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样。54岁，我提前退休了。

©徐维华

在公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在那服务一辈子，就很高兴了，当老师，我也觉得能当一辈子，根本没想到后来去做律师。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样弄到各种地方，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辈子。

退休后本来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建梅就问我，要不来我这？我没犹豫就来了，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反正我这人当不了官，挣不了什么大钱。

李彦案之后，我们本来以为类似的案件都会从轻量刑，但是结果也没有那么乐观，很多案子的判决还是很机械。我觉得法律虽然是冰冷的条文，但是执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热血的身躯，你的理解赋予没有生命、冰冷的法条以生命，案件背后有更深层的家庭暴力的问题，可能别人看不见，但你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看见，为什么不去做呢？

近几年我还办过一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是山东一个女孩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然后给丈夫服用了安眠药，把他杀了。这个案子判了八年，还算得当。哎，这个案子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越早的案件反而记得越清晰。

这两年我还为不少“出嫁女”辩护，有一个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书记，我说女性的土地权益问题不解决，当地的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责任？村里的村支书（在出嫁女问题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吗？好意思吗？

律师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我的观点还站得住脚，论证过程中没有胡言乱语，我表达的东西还能被别人接受，就还可以继续。

我经常会想起河北那个被判死刑的姑娘，怎么想起来的不知道，现在一说那就想起来，或者哪天有人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又会想起来。会想如果一切不一样的话，这个姑娘现在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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