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善谈的男人，这次请你闭嘴
明眼人看得清楚，这就是抑制女性创作，这就是妨碍女性议题流向公共，这就是阻挠女性掌握话语权，别演了，怪尬的。
图源：新浪微博
让女人们聊正事
看吧，两个男性就可以把原本难得的女性交流平台污染成mojo dojo casahouse，猴戏再次盖过好不容易大陆院线上映的女性电影《坠落的审判》。
可见女性要在这种传统由男性垄断话语权的文化工业里分杯羹，简直举步维艰。
无论是怎样的热度吧，她姐还是希望大家借此机会去电影院看这部拿到去年戛纳金棕榈的佳作，我们需要去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作品已经发展到了何种地步。
《坠落的审判》
它是一部讨论层次非常丰富、文本极其精妙的电影，几乎很难被剧透，也意味着必须走进电影院去看才能感受到它全部的魅力。
电影围绕的是一场丈夫坠楼死亡的案件剖析，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庭审、录音、心理医生、写作…）去还原真相，每个人都是不可靠叙述者，结果真实反倒愈发陷于迷雾，这段婚姻又在极尽放大的解剖和检视中分崩离析。
导演敏锐捕捉到婚姻内部微妙的权力关系，同时这种权力结构被放置在公共目光审视中又在发生权力变化。
她在采访中提到拍这部片的起因，导演虽在一个核心家庭里，但并不符合传统范式，她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有事业追求的女性，丈夫（同时也是本片编剧之一）会在育儿上承担更多劳动，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所以她会思考以女儿的视角如何看待这个家庭。
图源：纽约客
同时她也受到了大热电影《婚姻故事》的启发（鲍姆巴赫导演，与女友葛伟格共同编剧，葛伟格即《芭比》导演），茹斯汀喜欢片中斯嘉丽和亚当那场狂暴的争执，但她觉得女方不应该那么弱势，她可以表现得更加强硬。
导演为斯嘉丽的角色鸣不平
其实茹斯汀敏锐察觉到《婚姻故事》虽对男女双方都有看似公允的呈现，但男性导演还是会天然站在丈夫立场为他说话，于是茹斯汀就想要给婚姻中的女性送上更有力的回应武器。
其实过滤掉男学者的迷惑发言，导演茹斯汀和戴锦华还是聊到了很多有意义的讨论。
譬如导演自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女性创作者，女性主义自然也是电影非常重要的方面。片中关于母职的探讨、关于女性婚育的选择、关于家庭内部平等的实现，都是既复杂又重要的女性议题。
图源：新浪微博
导演提到女主角同时是一个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创作的小说家，于是电影还探讨了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私人生活是否具备公共性，谁更有权力书写等议题。
故事之外导演作为女性创作者，又再次是以生活经验和一个婚姻的小故事进行电影创作，女性自传体写作在历史上一直饱受污名，事实证明这部电影是具有公共性的，女性区别于宏大叙事的生命经验同样值得书写。
除了这场翻车对谈，其实导演茹斯汀还有一场和女导演杨荔钠以及女演员齐溪的交流，这场全女对谈和北大首映形成鲜明对比，整场交流的感受是如沐春风。
全女对谈
她们绝不会喧宾夺主，反而说多几句便带有歉意，因为不想挤占他人表达的空间，女性天然有着更平等更包容的意识，不愿用个人意志倾轧对方。
她们聊到不完美的女性形象，杨荔钠发现自己更愿意塑造有复杂性的女性角色，完美女性更像一种虚假的不可信的幻觉，茹斯汀认为女性不完美才是自由的姿态。
《坠落审判》女主即是如此，桑德勒的表演呈现了一个高度自驱、能为自己辩护、拒绝受害者叙事、近乎冷酷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有很多瑕疵但依然充满魅力。我们太需要这种不完美的女性魅力形象。
不完美的女性魅力形象
谈到女性主义标签，茹斯汀表示她体认这种标签，同时也应该超越这个标签，女性视角重要不仅在于被看到，更在于打开观众的视野，带来新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创造沟通的可能。
这与之前戴锦华在电影课提到的女性视角是一种他者视角，望向他者的过程也是回望自我、望向彼此的过程形成互文，女性视角就是一种人类视角，只不过更加关照弱者的处境。
电影呈现了大量的儿童视角
已经拍出《春梦》《春潮》《春歌》三部曲的杨荔钠感觉做女性电影完全是天性使然，这是她处理与世界的共生关系的路径。齐溪则认为相比标签，她更关系有没有更多女性作品出现，她们首先需要上桌，需要更多展露光芒的地方。
《春潮》郝蕾
与男性学者在舆论场上雄辩交锋不同，女性很少产生这种权力争夺的执念。
提及“女性电影人话语权”，杨荔钠导演感觉第一反应话语权（powerplay玩弄权术）是一件很男性的东西，她感觉那天北大男教授肯定有拿麦克风的话语权，而女性即便真的掌握了摄影机，也未必真的有话语权，（杨导可爱地加了一句：可以这样说吗）这是很敏锐的洞察，女性对失权的感触是很深的。
“男性掌握话语权”
不过她确信，越来越多由女性主导的作品出现，对电影世界平等的推动有着巨大的作用。
果然让女人们谈话才是正经事，跟沙滩排球大战那样的儿戏一下子拉出差距来。
别再让男性视角霸凌咱了
我们很清楚，面对一部以性别议题为创作核心的电影，男教授旗帜鲜明地拒绝性别视角。
潜台词当然是，女性主义的讨论等于不客观，不重要。
本质就是另一种男性视角霸权。
要知道几千年来文艺作品都是男性视角的故事。
男人写男人，男人代入男人的故事，女人也能代入男人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永恒不变的逻辑是：男人=人，女人=工具。
男人们在舒适区待了几千年，如今不得不听那些曾经只被视为花瓶背景板的女人发声，自然是“太沉重了”，太刺耳了。
不过他们总有消解这股刺耳声音的办法——要么回避拒绝，要么轻蔑贬低。
戴锦华就曾提到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跟男学者们谈论电影、谈论文化问题时，他们都很尊重人。
但只要一提到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男学者就都纷纷表示要上厕所，要抽烟了。
因为女性的话题被认为是次要的话题，是“少数人”的话题。
他们刻意不去谈论，一旦谈论起来必定伴随着无法掩饰的傲慢。
看看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男主持人对男性电影和女性电影的差别对待。
他能很正经地介绍前者，甚至能背出《奥本海默》原著长达多少页。
但转到《芭比》时，却变成“关于一个顶着大胸的塑料娃娃的故事”。
金球奖主持人的“芭比玩笑”
台下演员尴尬。观众气愤。批评他公然性别歧视。
结果该主持人拒绝道歉，说这只是个玩笑，现在的人也太开不起玩笑了。
是不是很熟悉。连回应都是如此“男人味”十足。
而回避女性视角、贬低女性创作的傲慢，归根结底，是男性中心主义者试图掌握一切话语权，包括评论和阐释的权力。
一边拒绝讨论性别议题，一边又要把女性作品定义为“女人的东西”。
放在北大这场对谈中，前者就是古董教授对“男女讨论”的不屑一顾。
后者则是自诩“女权男”的陈铭对导演私生活的窥探。
“私人问题”
她拍这部电影，一定是她的婚姻反映吧？
很遗憾如此陈旧的解读方式，时至今日，仍被锁定在女性创作者身上。
我们实在见过太多女性创作者受害了。
譬如李清照的词，总被解读成，她在思念远行的丈夫。
尽管根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她跟赵明诚曾新婚久别。
譬如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之一乔治亚·欧姬芙，以大幅花卉和植物画闻名于世。
然而她画的花，总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象征。
尽管六十年多年来，她一直坚决否认这一点。
但直到今天，很多人仍坚持如此解读。
鲜花还是阴道？我们确信，不会有哪个男艺术家，被这样的偏见和误解困住。
乔治亚·欧姬芙画作，红色美人蕉
还有“世界第一女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她在上世纪出版过一本畅销小说，名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书是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写的。法拉奇没有给女主人公起名，因为她希望每个女人，都可以代入这个故事。
结果当时的记者都认为书里的女人就是作者，未能出生的孩子，就是她的孩子。
然后一些人开始猜孩子爸是谁。
法拉奇很生气，她没想到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个人的历史。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作家，想必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了。”
奥丽娅娜·法拉奇
当男性掌握着评价和阐释的权力时，他们习惯性地将女性局限在更小的天地。
女性主体的创造性总被视而不见。
在他们眼里，女人似乎没有虚构和想象的能力。
以至于女性创作者，很难像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享有对其作品进行多维度多层次解读的特权。
以前我们常说，需要更多女导演，更多女性作品。
但现在我们发现，即便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品，对它们的评价和讨论还是依旧狭隘、陈旧。
因为评价和阐释的话语权始终没有掌握在我们手中。
“被折叠”的贾玲
另一心酸的对比是同时期两场对谈，一场因两位男嘉宾的争议性言论获得极大关注，另一场全女性创作者的精彩对谈，反而无人问津。
我想他们夺去的已经够多了。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不愿看到因为一些可笑的kenergy时刻，又反过来夺走电影的风头。
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影院。
让一切回归到电影本身。
回归到一位优秀电影创作者对婚姻、对女性的思考和理解。
至于电影如何，我们自己看，自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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