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线记者甘苦谈:我在地级市报纸的那一年

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写了8篇春运“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样的故事：火车站送给旅客对联福字、90后高铁检票员手绘防疫提示卡、高铁客运员提供暖心服务受助者记挂两年专程来道谢、过年来当地旅游的游客对本地景点称赞有加……

那段时间一旦报不出选题，主任就说：“去火车站看看”。我委婉地表达已经写得够多了，内心其实在呐喊：这种新闻到底有谁爱看啊。他只是说：“你不要预设，去了才知道”。

记者们大概都苦选题久矣。S记者跟我说过一个比喻，我们记者其实跟外卖小哥一样，只是看起来高级一点，基本工资都很低，靠计件工资为生，“甚至还不如送外卖的，至少人家有单可派，我们连单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将退休的那位男记者有事请假，我暂时接手了他跑的条线。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条线的选题都那么难找，资历最深的人已经牢牢地把最轻松的活握在了自己手里。

他的条线上有好多会，那一周我过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选题，每天都被会议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报社，听完会找个咖啡店看书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报社食堂混一顿免费的午饭。有时候会议在市政府下属的酒店开，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自助餐。下午写稿用不了一个小时，写完上传采编系统、排版好发布到App，然后坐等下班，五点钟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觉得跑会议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怀疑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的会，媒体为什么要报这些无聊的会，但那周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没有会，有多少公务员要失业，有多少记者半夜为选题想秃了头。比起编空话的新闻稿，还是会议稿的空话更直白、更好编。

7

报社的环境像温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么人会变得迟钝、麻木，直到最后没有知觉；要么只能因为无法忍受而出走。

从毕业时拖着行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经历一整个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我辞职了。分离总是在夏天，在报社经历的种种都像一场梦，除了报纸上的一个个署名，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离开的前几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暂住。我们同期入职，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的最后一晚，我们做饭，在客厅看完了整场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认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才是这份职业的最高荣誉，而在日报，更多的是作为打工人的记者日常：改通稿、报小新闻、写宣传稿、等待随时可能的毙稿。我试图理解这套规则，学习一些说话的艺术，听懂官腔背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开始明白“找选题—采访—写稿—发布”不是一个清晰的闭环，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闻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如果我对这份职业没有那么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失望。而这份失望更多地转向向内的攻击，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不甘心。我以为只是党政机关报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场化媒体就会不同。当时我能想到的途径只有考研，去媒体云集的大城市，实习，然后留下来。辞职后脱产二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意外收到来自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的橄榄枝。短暂的开心过后，更多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为什么是我？带着这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战战兢兢工作五个月，发现环境已经逼仄到让行业内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内部的人也不过是系统里维持机械运转的一颗螺丝钉。

在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很拧巴，既讨厌报社的这套运转规则，却又想做好。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逻辑下成长起来，即使面对不喜欢的科目，也想要拿个好成绩。我努力完成派给我的工作，没想过去质疑这是否合理，就像在课堂上点头如捣蒜的好学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园，边踱步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这种报道？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等到后来能完全适应，也写出了被认为是“好”的稿子，但这样的疑问还是没有停止。

后来我离开媒体，再也没有干过像报社那样轻松的、能在五点前下班的工作，再没见过工作日傍晚的夕阳，租住在破旧的城中村，附近也没有公园，却没有那么痛苦了。或许我已经不会像从学校刚踏入社会时那样，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应过激，也终于摆脱了优绩主义的思维，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体，后来在年末评“十佳员工”，有位入选记者的颁奖词是：“入职三年半，他连续三年刷新x报社文字记者工作量纪录，先是前辈的，后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梦”。

以前我该有多羡慕，现在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对牛马的最高评价也不过如此了”。我不会再跟着这套规则玩了，也不想再接受这种认可。

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职业，采访和写作本来应该是不被束缚的。跳脱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与人联结时心灵相通的时刻、因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还想说点什么的表达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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