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包兰芳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2014年时的姜辉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白栓富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家属栗二友展示十年来往返于北京「找人」的火车票。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事发后，聚集在丽都饭店的家属们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2014年10月11日，山东济南。文万成和老伴住在儿子购买的别墅内。老文坚持认为MH370上的乘客能够平安归来。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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