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徐京红妈妈的家里，墙上写着菜谱，由于母亲失联，很久没用的瓶子上都落满了灰。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徐京红的文身。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徐京红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2014年4月25日，北京，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前，姜辉和部分家属向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宣读抗议书。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2015年9月4日，北京，凌晨1时许，刚刚送喝醉的徐京红回家的姜辉。当日，法国检察官宣布在留尼汪岛发现的机副翼确认来自失踪的航班MH370。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不对，都是花的你的钱。花一分也是你的，攒下一分也是你的。我们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两个老人最后的财产，都留给俺儿媳妇。」

2024年的姜辉。

消磨

过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属极度挫败的一年，打击接踵而来。

2018年5月，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对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为止最后的搜索。7月，国际调查组对MH370的《安全调查报告》发布，这个事实上的最终报告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之前每年发布的中期报告的重复，飞机消失的真正原因无法确定，「不排除第三方干预」。年底，国际调查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处也关闭了。

家属期待法律能够彰显公义，能够以判决而不是让他们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赔偿（哪怕要将其中一部分付给律师），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与马方、波音公司沟通中被匆匆带过或者从未回复的疑点，能有摊开讨论的机会。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终局比想象中来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属在马来西亚对马政府的行政诉讼败诉（因为二审每人需交纳高达十几万元的法庭费用，诉讼没再往下进行）。11月，家属在美国提起的对波音的民事诉讼，被一审法院以「不方便管辖原则」驳回（2020年上诉法院维持这一判决）。这些诉讼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走向失败，在媒体上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儿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个月给女儿手机续费。哀悼信息在群里连成长龙。随后这些年，在马航家属大群里，我看到过几次家属去世的通报。

叶伦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体重超过200斤，腿脚不方便，总搭姜辉便车去空港中心接待处，后因对残骸的不同看法，与姜辉疏远。叶伦在2023年4月去世，只有57岁。发布消息的人写道：「他去了那个没有失联的天堂和他的双亲团聚了。」这句话构成一个伤感的悖论：叶伦是个阴谋论者，相信父母被秘密关押在美军冲绳基地。

2014年12月20日，北京，马航失联乘客部分家属聚餐，三名女性家属抱在一起痛哭。餐桌后，姜辉身旁坐着家属叶伦（左后二）。

我注意到，叶伦噩耗传来，大群里只跟了零星几条留言。「过去我会在群里说一句客套话，那天我就没有。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在群里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说。

「能说什么呢，无非是让大家更悲伤。」徐京红说，眼泪从她脸颊滚落，「我想每个人心情都应该是很沉重很沉重的。」这些年下来，至少有十几个家属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亲。一些噩耗没有在大群发布。

徐京红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看你妈这个事情也没个结果，不甘心啊。」

父亲去世后，有一天，徐京红产生一个念头，想给母亲做个衣冠冢，让父母合葬。她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权义，希望他来拍照做些记录。权义知道，决定是沉重的，她在寻求告别的一种仪式。但这件事卡在一个环节，她无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亲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仅是一种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私家车年审、房产过户各个方面。在一些人看来，不得不去开的死亡证明，就像亲手杀死了亲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几乎是年长父母）宁愿相信「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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