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治病的门诊，与四百万厌恶自己身体的人

可是你如何真的确定，灵魂找到自己的样貌和身体。

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Visibility），Visibility也可以翻译为“可见”，这一纪念日呼吁人们看到跨性别者的处境。

跨性别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同。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2年调查报告，在亚太地区，对自己性别不认同人群大约有千分之三。按照这个比例推算，中国大约有400万跨性别者——差不多是整个山西太原市的人口。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在这些人中，很多正处于青春期，面对与自己认知不符的性征的快速发育，他们会产生巨大的焦虑、痛苦。在学校老师点名，让女生站起来，然后让男生举手，有的孩子既不站起来，也不举手。TA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性别。他们还会遭遇校园霸凌，最终很多人被迫休学。

根据《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在7625名受访者中，71.7%的跨性别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69.8%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

2017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潘柏林，成立了国内首个“跨性别综合门诊”。在这里，跨性别者被称为“来诊者”，而不是患者。潘柏林说，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需要强制纠正的病变，他们的身体是正常的；他们的焦虑来自于对自己身体的不接纳。

门诊中，跨性别者会与医生、家人一起探索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认知——面部、喉结、胸部、皮肤、生殖系统，他们寻找自己的焦虑来源，并接受专业的治疗。

在潘柏林看来，性别认知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由一种又一种具体的感受组成，一个人对自己的某个身体部分或某种性别特征的持续的不满意，是最直观的指标，“感受是最不会欺骗自己的”。而医生的角色，也并非帮助来诊者决定自己的性别，而是更像心理咨询师，他们提问、倾听，并与来诊者一起探索人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接诊七年来，潘柏林和他的团队经历了不少来诊者家属的反对、质疑和举报。很多人问他，潘医生你有孩子吗？你孩子要变你怎么想？

必须承认的是，跨性别者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跨性别门诊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专业。从这里走出去的来诊者，即便与自己的身体达成和解，也会面临更多社会层面的困难。很多人把性别重置手术那天当做自己新的生日，他们在这里重新“出生”，也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对于跨性别这个主题，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事实。在这篇文章里，潘柏林讲述的是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结果。

他讲到，不被周围人接纳的未成年跨性别者，对外界的忍耐力会降低，路人对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叫一声“小伙子”，就会让TA冲动打人。而家长有时就是给孩子带来伤害的人。面对潘柏林的提问，性别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一位家长毫不犹豫地说，性别重要。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跨性别门诊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来看的。来诊者需要在精神科拿到“易性症”的诊断，医生还要多次确认其焦虑状态。而且在这个门诊里，也没有痊愈一说。焦虑缓解了，更接纳自己了，就是好结果。

以下是正面连接与潘柏林医生的对话：

“你觉得孩子的性命重要还是性别重要？”

正面连接：跨性别者是如何形成的？

潘柏林：到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是先天的，有些学者认为也有后天环境参与的部分，但从诸多科学家挖掘的过程来看，更多人愿意相信先天因素的成分更大一些。

目前的医学手段对跨性别者进行全面的体检，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上有任何的异常，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把TA叫病人。这也是性少数群体的一种。

不是病人，TA为什么要来医院看病呢？因为对自己的性别不认同，TA经常会处在一种焦虑抑郁状态当中，这种焦虑抑郁严重了，可能影响TA的生活、学习、工作、建立家庭，甚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极端的结果。要一辈子住在一个不喜欢的身体里，肯定是比较绝望的。跨性别群体的自杀率也远高于普通人。整体来说，他们的现状是不太乐观的。

跨性别医疗的目的是帮助他们缓解这些焦虑，帮助他们接纳自己，过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回到正常的人生轨迹。

正面连接：在过往问诊经历中有多少是未成年人？

潘柏林：拿去年为例，跨性别来诊人数大概在800例左右，未成年人差不多占到1/10，不到100人。

青少年比较复杂，当他们处在青春期，看到自己性征快速发育的时候，焦虑会特别严重。有家长反馈，说孩子以前学习特别好，出现性别焦虑以后一点也学不进去，成绩一落千丈，在学校也不说话，行为举止奇怪到让周围人都怀疑TA有问题。

比如老师上课点名，让女生都站起来，然后又让男生举手，TA既不站起来，也不举手，大家就很迷惑，这个人怎么回事？类似这样的现象还挺多。上厕所也是很难的问题，他们到底去哪个厕所？有男生再打扮得女生一点，同学就觉得TA是个娘娘腔或者变态什么的，很容易就被孤立起来，甚至遭到霸凌。对他们来说上学是一件困难的事，很多人就选择在家休学。

周围人对孩子的不接纳，也让孩子对外界的忍耐力越来越低。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有个家长来我的门诊，说好不容易挂上的号。我说你都这么不容易挂上号了，怎么孩子没来？他说别提了，本来是和孩子一起来的，刚出火车站，迎面走来一个问路的，跟孩子说了一句：“小伙子，知道厕所在哪吗？”TA一听到“小伙子”，火一下就上来了，把人给打了一顿，直接被警察关进去拘留了。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情绪不稳定的未成年人。有时候这些家长已经很耐心，很愿意帮助他们了，两个人在诊室我听起来很普通的一两句对话，孩子都有可能觉得刺激到自己，有的现场拍桌子，吵得特别激烈。不知道哪句话就会触发他们的情绪。

正面连接：您一般怎么跟家长普及跨性别这件事？

潘柏林：我会先给他一张材料，上面言简意赅地写着几个最主要的观点，我再给他解释一遍：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性别，男的和女的，为什么会这样区分？是因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医生会看一下他的生殖器，有哪一套生殖器，就把他归为哪个性别，对于没有发育异常的人来说，就完全可以区分他的生理性别。

但随着人们对人心理状况的挖掘，我们发现人的心理状况有很多元化的表现，这种多元化也表现在对性的认知，可以归纳为主要的三个方面——性认同，性表达，性倾向。性认同，指的是我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我是个男孩，我就认同自己是个男孩；性表达，就是我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我的性别，我是男孩，我会留短发，穿男装，留胡子等等；性倾向，就是我喜欢什么性别，我是男孩，我是个异性恋，就喜欢女性。对于社会大多数人是这个样子，他们代表了性多数群体。

那么社会很大，我们发现，无论任何种族，任何国度，任何时间段，三个方面当中都会有少数群体存在，比如说性倾向，有些人可能喜欢同性，或者是两种都喜欢，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个可能是普通大众都听说过的概念，但另外两个概念就很少接触了。

那么其中“性认同”这一方面，我是男孩，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是个男孩，甚至有时候还认同自己是个女孩，那么这部分人就叫跨性别。

正面连接：家长的接受度怎样？

潘柏林：没有一个家长是很容易就接受这件事的。之前我跟一位家长沟通很长时间，他依旧不能接受孩子进行任何跨性别改变，孩子虽然不说，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最后我就凝练成一个问题问家长：“你觉得孩子的性命重要还是性别重要？”家长毫不犹豫地说，“性别重要！”转身就离开诊室。他们再也没来过。

几乎90%的家长都会问，潘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改变我孩子的思想，让TA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

医学上有一种定义叫做“扭转治疗”，就相当于矫正跨性别者的性认同。这里就有一个科学问题，性认同到底能不能矫正？这个问题等同于性倾向能不能矫正——我是个同性恋，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把我改变成一个异性恋？如果有人觉得不好理解，再反过来，我是一个异性恋，有没有方法能纠正我变成一个同性恋？

医学上已经做过一些尝试，扭转治疗目前的结论是，不仅没办法帮助跨性别的孩子，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

扭转治疗的手段往往很残酷，都是很不人道的方式。有些孩子可能会因此走极端，有些孩子则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方式，谎称自己变过来了，再想办法出逃。很多文献已经证实过这件事，不仅不管用，经常还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不会推荐扭转治疗这种方式。

如果哪天孩子有转变了，绝对不是扭转治疗造成的。可能是TA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在进行跨性别医疗的体验中，再一次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说转变以后面临的各种困难，让TA觉得没有办法承受，还不如隐藏自己的性认同。只有这种情况下TA才有可能变过来，但我们目前的经历中极少有这样的例子。

首先我们得尊重科学，不能用传统刻板的印象拒绝这件事，既然存在，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考虑，用一种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别把它想成没救了，或者是很糟糕的事情。

正面连接：跨性别门诊开诊七年了，您观察到的来诊者有哪些变化？

潘柏林：这几年我发现来诊者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具体了，甚至有一些我们之前都没想过的项目。有男跨女（生理性别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觉得自己身材五大三粗，太爷们儿了，想让肩变窄一点，然后就去网上搜索，发现日本某个诊所里有锁骨缩短的手术，特别兴奋地来找我们，问能不能做？我们仔细看了一下，首先这肯定不是常规项目，但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做完之后肩关节的活动会受限，梳头等举高的动作会做不利索。我们也理解TA的诉求，所以也会在未来做些研究，看看到底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看，跨性别医疗也是跟着跨性别群体的诉求而发展的。

潘柏林的诊室

对自己不满意，就能来看诊吗？

正面连接：跨性别门诊对来诊者设立门槛吗？

潘柏林：首先第一步要去精神科诊断，在精神科有了易性症的病例之后，下一步再到我们这来。我们门诊只面对跨性别者的性别焦虑，之外都不属于我们的就诊范围当中。

之前有一个女同性恋过来问诊，说自己的胸太大了，对象不是很喜欢，想要切掉。TA并不是自己对某个方面有不认同，这样我会明确拒绝，这不属于易性症或者跨性别诊疗范围。

再就是那些没有做足够探索的来诊者，没有想清楚对这个手术的效果和风险，对手术之后的改变和压力，应对策略也没有想清楚，甚至家庭宣教也没有做到位，一般来说我们会让TA再探索一段时间。

还有人看网上有人做了手术，想着我做个男生压力太大了，换成女生会不会压力小点，根本就不是对自己身体不认同。如果对方想转变的动机不符合易性症诊疗标准的话，我们肯定会拒绝。

正面连接：对未成年人的诊疗有哪些不同之处？

潘柏林：对于16岁以下的跨性别者我们能选择的方式很少。

首先手术肯定是选择不了的，一是他们的心智也许还不成熟，对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不好说这种焦虑是不是由青春期的心理特点造成的。而手术是完全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能让Ta长大之后有后悔的可能。

那么内分泌治疗能不能做？内分泌治疗也有两种，对于16岁以下的激素治疗，我们会选择一种完全可逆的方式，叫做青春期阻断治疗，相当于把TA的青春期发育按下了暂停键，不仅可以避免因性征发育带来的焦虑，也能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的心智再成熟一些，考虑问题再全面一些，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这样相对来说至少出错率会低一点，等你判断清楚了，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以后，我们再看你答案是什么，给你一个更肯定的技术治疗。

青春期阻断治疗我们建议不要超过两年，只阻断16岁以前，比如从14岁做到16岁，当然也不是说绝对，如果你没有考虑清楚，再长一点也可以，但如果超过了青春期发育时间的话，再用这个就没有更大意义了。

而对于18岁以上的，符合内分泌治疗指征的跨性别者，会考虑应用更加肯定的激素治疗。

正面连接：性别重置手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

潘柏林：重置手术是慎重中最慎重的一步，在我们国家有很严苛的门槛，年龄限制在不低于18岁，还要父母知情同意，出具无犯罪证明，易性症诊断证明，必须是未婚、离婚状态。再加上我们对是否做性别重置手术有一个很漫长的评估过程，如果你把其他改善接纳度的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极端焦虑，并且对改变后面临的生活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能独立去面对，我们才可以考虑给你做。

当然，严格的出发点也是不希望有人后悔。因为严苛的规定，很多跨性别者其实是很无奈的，结果导致很多人跑去泰国做了。但我从医生角度看，还是觉得定这么高的门槛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一旦后悔，对于人生是毁灭性的。

前几年美国和英国新闻都有报道过，有人做了性别重置手术之后后悔了，甚至还把医疗机构告上了法庭，仔细看一下，这几例都是未成年人。

父母知情这一环节，有些很多跨性别者会觉得不近人情，觉得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决定在其他人手里，但我们是比较理解国家这一规定的底层逻辑的。首先，孩子认为性别转变是TA个人的事，但实际上对父母来说，他们得承受孩子从一个儿子变成一个女儿，或者反过来，这是一件冲击力很大的事情。这件事和父母也是有关的，不单纯就是一个人的事。第二，我们应该把家庭宣教放在前面，我们希望父母能更理解这件事，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但如果没有这一步，你越过父母去变了，很可能一辈父母就跟你断绝关系了，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你现在很难跟父母沟通，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医疗服务帮助你，去让父母了解这个事情，让他们更多站在你的角度上帮助你，岂不更好吗？

正面连接：在未成年的诊疗中有没有比较遗憾的案例？

潘柏林：去年有一个男跨女的孩子来问诊，孩子15岁，还没到使用激素的年龄。父亲跟我们的意愿是一样的，说能不能用其他方式缓解焦虑，再耐心等一等，到了16岁再用激素治疗。

最后我们劝孩子，让TA先用一段时间青春期阻断治疗，当时已经联系好内分泌科的医生，准备启动治疗了。孩子也能听明白，只是轻轻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不能先启动激素治疗了？我还是按照流程回答了TA，孩子没有任何抗争，接着就去做检查了。

直到两天后，孩子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很遗憾孩子不能过去治疗了，因为孩子一天前自杀了。

我当时很震惊，马上又给他打过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整个团队都很难受。同时我也感到奇怪，因为孩子好像并没有那么激烈的反馈。孩子已经15岁了，就差几个月时间。

回头我们也开始反思，有些人群往往一天都不能等，任何决策肯定都是不完美的，到底怎样才合适，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做那么严格的年龄规定？能不能针对这些情况，大家多学科讨论一下，根据实际情况再来定，是不是这样会更清楚。

潘柏林正在接诊

人和自己的身体的紧张关系

正面连接：跨性别治疗有没有痊愈一说？

潘柏林：跨性别治疗的目的是改善自我接纳，减少性别焦虑，跟疾病痊愈概念不一样。我们是改善TA的自我接纳度，而不是改变身体的任何病理状态。我们只能说最大程度帮助TA缓解焦虑，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的焦虑是一直都缓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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