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百万年薪，大厂人跳到国企后悔了吗？

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

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五千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两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远郊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七八百元，她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她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

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

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相互理解的，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

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洁语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离开的，留下的

工作带给人的印迹，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她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

但现在她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

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硬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

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

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她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

▲ 图 / 视觉中国

在进入国企前，她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她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她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

“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

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

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

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洁语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她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欲欲跃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

但这一次，她已经不再会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 图 / 视觉中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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