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不能说，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里，第三次性侵来得比女儿要早。她努力去够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够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经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没有用。酒后的于免面部通红，一身的蛮劲。她彻底崩溃，说一定会告他，“搞死他”。事后，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气得吐了几口血。

那个晚上，她再也没有合过眼。心中所存的侥幸一个个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让，想着不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许就好了，但是于免来到了她的房间。等待女儿过来保护自己，但就算是消息已经出来了，他还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也是丑，那样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项目经理吴怀秋出来，整理铺在小区台阶两边的蛇皮袋。他走下来的时候，陈淑芬正在东门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气，陈淑芬喊出来：“吴经理，吴经理。”她喊了两声，但声音太小了，他听不见。

吴怀秋沿着台阶，一路抖动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从最上面的一个台阶消失了。

她再一次陷入沉默。

点头

保安队内，同时酝酿着另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极其偶然地，成为了这桩隐秘性侵案的出口。

2023年，项目经理吴怀秋就想过要换掉于免，但怎么都“换不掉”。

他说，于免这两年不负责任，开会讲的事情都不去落实，甚至从去年年底开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当吴怀秋把情况上报给公司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暂时不动”。至于为何不能动，他也没法解释，只说，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在性侵案发前半年，于免的妻子曾和小区食堂做饭的阿姨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导致于免和食堂阿姨都被开除。但有员工证实，事后不久，于免又回到了保安队，且仍然担任队长。

该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才53岁，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个53岁的人不容易”。

从公司层面表现出来的对于免的纵容，使得保安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胡明诚是队内唯一敢跟于免互相拍桌子的人，从他2022年夏天入职以来，双方吵了无数场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后，矛盾到达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陈淑芬感受到自己心里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刘芸说，“我妈已经崩溃了当时”。

她的崩溃似乎终于吓到了于免。当天晚上，他试图给她送去涂抹伤口的膏药，但她拿起膏药就往他身上扔，一边咒骂一边说：“我不要你的！”上午10点左右，于免在微信上发红包给她，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临近中午，他买了橘子想送给她两个，在东门岗亭，陈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还举起手机对着地上滚落的橘子录视频，像在凝视一种极其肮脏的东西。

第三次性侵后，于免给陈淑芬发来红包，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 /受访者供图

求助吴怀秋的努力落空后，陈淑芬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都没有继续求救。

她认生，语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谁。直到当天下午，胡明诚执笔写下一封长达三页的举报信，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于免的所作所为，由王师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签字。陈淑芬不识字，当这三页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知道，这是用来“搞于免的”。

原来不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长的忍耐后，陈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有人撑腰”。一直以来于免用来加剧她保持沉默的权力结构，在这次意外的汇合里破碎了。

她对王师傅说，昨天夜里，宿舍里进了贼。王师傅问，是哪个？她说，是矮子。

下午6点，胡明诚在监控室接到王师傅打来的电话，他听见王师傅在电话那头说：“联名信不用写了，陈淑芬被于免强奸了。”

胡明诚的直觉告诉他，陈淑芬肯定没有说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留意到陈淑芬身上发生的变化。刚来上班的时候，她还常常和他们打招呼，到后来，她变得不再高兴，吃饭板着个脸。胡明诚曾对王师傅说，“这个老太太有点怪，怎么不做声呢？”当王师傅带着陈淑芬来到监控室的时候，胡明诚发觉她浑身发抖，讲话结结巴巴，一直说“怕”。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说过一嘴，胡明诚是个好人。胡明诚会在陈淑芬上晚班的时候跟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出于“同情受害者”，他顶住压力跟我们见面。哪怕捱到了深夜，也还是要陪所有记者把采访做完，因为“不愿失信于人”。

当天傍晚，在陈淑芬的丈夫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胡明诚决定和王师傅一起，带她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瑟缩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纪了，是法治社会，你不要怕。”但陈淑芬没有讲出实情。66岁，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会是她自己。旁边的胡明诚急坏了，急到在报案的时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说，让她自己说，你在诱导她。”

当时问话的是个年轻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对方，于免把她的下体抓烂了，对方要她拍个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后，只说被脱了裤子，被按在床上，没有说出后续的情况。

联名信的出现，让庇护于免的隐形条件产生裂缝，然而耻感依然围困着老人，这正是于免的隐秘武器。

在报警期间，于免和他的妻子先后来到派出所。在陈淑芬记忆里，于免走进询问室后，第一时间就朝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求她：“陈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说了。”陈淑芬气极了，直接当着所有人骂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河里淹死。”

紧接着，他妻子也来了。陈淑芬说，在派出所，他妻子从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到处撒，说要死在这里。女人用很脏的话骂她，说陈淑芬年纪这么大了，还勾引别人老公，扬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边，胡明诚和王师傅也不能进来，她独自面对这对夫妻，更加不敢讲话。“吓傻了，吓得不敢说。”

胡明诚记得，那天于免的妻子被三位警察架住，倒着才拖出询问室。

晚上10点10分，在老家吊丧的儿子刘志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说刚从派出所报完案出来，认不得路，不知道自己要去睡在哪里。在这通仅持续了61秒的电话里，母亲首次向儿女揭开她伤痕的一角。刘志记得她说，“于免这个畜生，昨天晚上进了我的房间”。

胡明诚和王师傅是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长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湿透了。那天，由于陈淑芬的隐瞒，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猥亵。

她开不了口，再次往回紧缩。这是排除职场这个条件后，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现的死结，没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们几乎不会被发现，而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产生任何代价。

第二天，刘志早饭都没吃，带着姐姐、妹妹和父亲赶回长沙。为了瞒住父亲，刘志让妹妹刘芸单独去找母亲询问情况。而陈淑芬没有开口，母女面对面，长时间地枯坐。

刘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错，但话都说尽了，陈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说：“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女孩子占多数，本身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你懂弱势是什么意思不？受欺负的都是女的。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这种侵犯都不说，这个畜生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惯着他一味地嚣张。”

老太太不识字，根本分辨不了“强奸”和“猥亵”，因为报案需要签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女儿这番话，撬动了她心里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讲出来，害了我都是小事，还要害别人。要讲出来，丑死了都要讲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刘芸措辞了好久，问她：“那个人有没有做爸爸对你做过的事情？”

陈淑芬点头。一个半月里所有怪异的碎片，在此刻凝聚起来。

刘芸终于知道在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白发迅速爬上她的头顶，腰背突然变得佝偻。“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反反复复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欢跟我们讲，人低头了火焰就低，要我们抬头挺胸。她从来不会塌腰驼背走路。但（那段时间）我特意提醒我妈妈，你脖子这里挺不直还是怎么的？她说，有这么回事吗？完全没意识地就塌了。”

为了瞒住父亲，兄妹谎称于免只是对母亲“动手动脚”。他们不敢告诉他真相。仅仅是听说于免“摸了”“抱了”母亲，年近七旬的父亲就“炸了”，差点冲出去杀人。

没有家人能在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称最为冷静的刘志，也被愤怒支配。得知实情后，他前往枫雅名苑小区的保安队宿舍，使劲地踹于免的门。门没踹开，他从父母所在的房间翻窗出去，进入了于免的房间。后来他庆幸房间里没人，否则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重新去报案的路上，刘志和刘芸偶遇于免夫妇，刘志克制住自己，走近他，用手指敲了两下于免的手臂，对他说，“你做好准备，把屁股洗干净，3到10年的刑期。”

他听到于免深深地叹了口气。

惊颤

2月27日，陈淑芬重新报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于免案立为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警察出动，抓捕于免。

2月27日，于免（化名）案被立为刑事案件 /受访者供图

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策划逃跑，先是从枫雅名苑正门出去后右转，拐入一片安置小区内部，随后走进一家超市的正门，取走提前寄存的行李。刘志在正门蹲守了一会儿，没见他出来，赶紧绕到后门去，才截住了他。

陈淑芬的恐惧终于得以退散。第一次报警后，于免回到宿舍，对大家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此后一天多时间里一直游荡在外。陈淑芬害怕他真的找来杀了她。

4月3日，陈淑芬收到公安机关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已被决定逮捕”。代理此案的朱丹律师解释，“批捕就意味着检察院认可公安在侦查阶段提交的证据确凿，已经可以认定基本事实”。

刘芸把消息念给母亲听。她说，妈妈，你放心，于免被抓了。老人听闻，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在枫雅名苑小区附近，于免被抓捕 /受访者供图

但是事情并没有在最高点结束，而是迅速下坠。于免的性侵罪行被坐实的同时，作为受害者的陈淑芬和家人，开始为他们的勇敢付出代价。

这桩发生在职场的性侵案被揭露后，育天公司的领导们从始至终没有对受害者给予过一句慰问。在刘芸第一时间打给公司的电话里，副总经理谢伟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被卷入，有天他收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陈淑芬本人被“冷处理”，公司默认她已不再是内部员工。育天公司董事长黄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工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作为受害者女儿的刘芸，先是被通知调岗到离家30里外的小区工作，后又因拒绝调配未能按时到岗而被彻底开除。公司下发的《到岗通知书》上写着，“视为你主动离职”。

育天公司通知刘芸“主动离职”的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在被辞退三天后，刘芸再次收到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称刘芸“利用职务便利，将我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金额达10万元以上……涉嫌触犯职务侵占罪”。跟刘芸同在育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怀秋听闻这个消息，笑出了声：“那不可能。一个项目一年才多少钱？你才搞了几年？你贪污10万，那公司是个傻子，看不出来？”

在16年的律师生涯中，朱丹从来没有经手过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已经受害，还被开除，家属甚至被反控职务犯罪。

他的气愤，一路渗透到他为刘芸代笔的，给公司的回复信中：“在性侵案件发生以后，我作为受害人家属，屡次被你司恶意针对。首先是无缘无故地要求我休长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要求我进行调岗，再然后停缴我的社保，最后发来《工作联系函》对我进行恐吓。在此，我郑重告知你司：我不会屈服于这些鬼蜮伎俩之下。”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什么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为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她问自己，如果不让父母来到长沙生活，是不是妈妈就能从悲剧中得以幸免？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

吴怀秋说，于免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开会的时候吼他一句，他就不作声了。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被保安队同事起了一个绰号，叫“矮子”。但是当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足以让陈淑芬在权力结构里保持缄默，使他敢于对她进行连续三次性侵。

事情过去近两个月，陈淑芬仍然不敢直接说于免的名字。讲述经历的两个半小时里，她反复发生四五次惊颤，往往是肩背突然耸起，浑身僵住两三秒，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她流着眼泪，想要讲述，她说伤口好痛，小便的时候也好痛。仿佛把痛苦说出来，记忆里的痛感才会离她远一些。“不能和别人说，不能和子女说。”她说。“平时我没哭出来，心里天天哭嘞。”重复了好几次。

作为儿子，刘志在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会选择主动回避。而刘芸，可能是整件事情里最悔恨的人，对于母亲的痛苦，她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被锐器刺痛才会出现的退避反应。她难以直面母亲肋骨处的伤痕，也在母亲回忆被侵犯的具体细节途中要求打住。在采访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每次被侵犯后都想过一死了之，想到子女才忍了回去。那几秒，她像个小孩子一样脆弱地哭了。

他们并非不愿了解，而是不敢了解，日夜在自责中苦熬。采访结束的那天夜里，送母亲回家后，刘芸瘫坐在车后座上，她轻声说：“好的，是知道了真相，不好的，也是知道了真相。”一直想保护母亲，不想让她受到二次伤害，但所有的一切，似乎把陈淑芬变成了一座新的孤岛。

她瞥见过那种从母亲身体里溢出的痛苦。

第二次报警之后，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家吃早饭，刘芸看到母亲给父亲把筷子、碗都准备得好好的，连饭也都盛好，只等他过来吃。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觉得开心，但也意识到了反常，对陈淑芬说：“我又不是耐不活（做不了）。”陈淑芬没有说话。

是刘芸接了，她说：“妈妈对你好还要不得啊。”这件事情，她记得好清楚。

这些没有留在身体上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它们会愈合，会结痂，但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朱丹、黄长、谢伟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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