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弄明白我所在的社会和文化到底具有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可惜一直得不到答案。固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千人一面的社会了，然而这幅错综复杂的脸谱究竟有没有理路可循，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我遇到《美国心智的封闭》（又译“美国精神的封闭”）这本书，才似乎找到了盲人摸象的要领。
空荡荡的书店
西儒艾伦·布鲁姆曾于1986年撰有《美国心智的封闭》一书，以悲凉且刻薄的口气挖苦并批判当代美国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愚昧与空虚。该书放眼1960-1980年代的美国文化，以彻底的讨伐姿态挑起了美国社会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父母权威的丧失、女性主义的影响、大面积离婚的现象、吸毒的泛滥、摇滚乐、校园的种族议题、新左派和大学课程设计等等，引爆全美范围内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大辩论，曾一度高居美国畅销书榜首。
按照布鲁姆的诊断，由于信奉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美国人的集体心智开始呈现出日渐空虚与萎缩的症状，而这导致的进一步结果便是在一个鼓吹自由的社会当中，“人”却被奴役和荒蛮化了：性欲取代了爱情，欲望取代了美德，无知取代了智慧，孤立的个体取代了友爱的共同体，贪婪了取代了崇高，模仿代替了创新，总之虚无主义取代了对价值和完美的追求。那么，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而致使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集体信奉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呢？布鲁姆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亦即西方文化的“下降式”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导致的美国人心智的封闭。可以说，布鲁姆以激烈的态度否定了西方现代性的种种尝试，认为这是对古希腊精神的背叛和远离。而他所开出的药方则是通过通识教育和经典阅读来唤醒美国年轻人心中逐渐沉睡的求知、求德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
遗憾的是，这部以渊博与精致著称的旷世奇书在谈到现代性、人类文化和精神危机的时候却从未将中国及其文化置于其讨论视野中。也许在“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们看来，中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只是封闭在一个狭小空间的神秘所在，而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持存于历史中的、才是普遍的。就这样，在这场有关人类深层次的精神危机的大讨论中，中国“被”莫名其妙地缺席了。
然而这种阅读体验，并非全然荒谬，西方人何曾正儿八经地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呢？君不见，在黑格尔这等西方大哲的眼中，绝对精神只在轴心时代的中国驻留过一阵子，之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中国究竟为何缺席，为何封闭，则是布鲁姆所没有、也无法进行阐述的。退一步讲，就算中国只是被无意忽视，那么我们能否借着布鲁姆的问题意识来重新审理当下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看看到底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若以布鲁姆的问题意识与高标准来审视的话，今日之中国也的确处在某种复杂却又封闭的心智模式当中。此封闭一曰封闭于外部世界，二曰封闭于自身。封闭于外部世界意味着，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与想象总是流于表面，未曾深入理解作为异己的他者。自汉唐以降，华夏从未主动地朝外部打开过，所谓的“打开”不是由于异族的威胁便是因为列强的侵略，“封闭”一说正乃如实写照。而封闭于自身则体现在：一来，当下的国民封闭于传统，封闭于经典；二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封闭。就前者而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与消解始终没有停止，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出现一定的返潮现象；就后者而言，人们之间深刻的心灵交流已成昨日黄花，欲望的宣泄与信息的传播早已把灵魂中高贵的成分剔除出去，心灵的荒芜使得任何实质的沟通都变得不可能。
然而以上这两种封闭只是一种全貌，具体来说，无论是“中国人的心智”还是“中国精神”的封闭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似乎已然将其心智封闭于新知。毫不过分地说，当代中国人实乃世界上最无知的民族之一。据《人民日报》的调查统计，2011年中国人平均年读书量仅仅为4.3本。国人的文化选择可谓是空前的单调与无聊，除了官方主旋律的无聊至死外，似乎就只剩湖南卫视式的娱乐至死。各种狗血的抗日剧持续播放在官方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中，而各种低俗丑陋且模仿成风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则牢牢霸占了群众的业余生活。再加上因房价的飙升而造成的生活成本的高昂，越来越多的人在上下班之余就只能拿出少量的时间去追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获得的廉价享受。许多年轻人在本该朗诵诗歌、集体出游、讨论祖国前途的年纪，便已早早过上了赚钱养房的日子，提前衰老，令人唏嘘。
而在校的大学生也迅速沾染了功利的气息。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会非功利地阅读“闲书”，很少有人还会把培育自己的灵魂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自GPA制度引入以来，中国的一流高校已成为一个比赛考试的竞技场，平均绩点与“托雅寄”的成绩早以超越知识与思想在大学生心中所占的位置；二三线大学则在学英语、考研和考证的风气中日渐远离大学精神，沦为半职业培训所；再加上家庭教育的粗暴，中学教育的填鸭灌输，以及社会教育中所弥漫的市侩气、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成昨日泡影。
另外，在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畸形空间下，资本夹杂着特权“润物细无声”地将拜金主义、权力膜拜与享乐主义以看似柔软无害的娱乐方式输送到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中，以至于对“何谓美好的公共生活”一类问题的关注一再缺位，市民社会的成长仍步履维艰。无论是共和主义者阿伦特，还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都认为，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公共世界，珍爱存在于公共世界的自由；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或者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者遁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显然，他们的判断和当代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类似之处。除“娱乐至死”之外，寺庙香火旺盛异常、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也反映出人们内心的空虚，精神寄托的丧失。年轻人在工作之余，只能关心自己的小情小爱、自家房子的装修、穿衣打扮鞋子包包、减肥瘦身等等，至于公共议题、国家大事、读书论学，则还是太少太少，这都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太强太大，而社会太小太弱，因而导致人们心态上的自我封闭。
再拿近年的文化市场而言，国人都已经习惯于“审丑”，书籍、艺术、电影都成了敛财的工具。奇怪的是，当文化人披上商人的外衣之后，就连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和美学担当也都丧失了。就连近日上映的《富春山居图》和《小时代》等缺乏最基本的文化品味和创作诚意的作品也能赢得惊人的票房，可以想见国人在智力和审美方面的衰弱已成无法阻挡之势。2012年随着《甄嬛传》的上映，更是将“人民大众美学的暴政”（朱大可语）推到了顶峰，就这样，人民大众与知识精英的审美旨趣终于告别了漫长的纠缠阶段，彻底分道扬镳了。即使抛开改革共识能否达成一致不论，仅在文化领域，社会的断层就已全然显现了。贩卖厚黑、权谋和狡计的电视剧直接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残酷现状。在价值真空、善恶难辨的时代，中国人已无暇照顾自己的内在世界，任其杂草丛生或荒芜凋零，最终封闭于新的可能性。
由于阅读已成为一种奢侈之举，中国人的心智逐渐僵死，思想逐渐贫瘠，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创新精神的衰落。朱大可先生曾著有《流氓的盛宴》一书，以犀利的言语叙述并批判了中国式流氓话语的兴起。然而，据鄙人的观察，除却流氓话语之外，这场仍在继续“流氓盛宴”还表现在流氓精神的蔓延。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似乎到处都在上演这场流氓的盛宴：非实名网络上的秽语暴力；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硬干预；因央企、国企对上游资源的垄断而造成的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儒家礼教崩溃后，厚黑学与权谋术的大行其道；知识界的盗版与抄袭，产业界的山寨迭出，显示出整个民族对创新精神的蔑视。就拿最后一点来说，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带头大哥，中国制造的崛起居然是以缺乏创新和玩命“山寨”的流氓精神为其原动力，着实令人心塞。国产抄袭进口，新兴抄袭老牌，就这样在你抄我、我拷你的局面中，每一分资本所赚来的收益都夹杂着流氓逻辑的原罪。
除了制造业的抄袭成风，文化产业也难辞其咎。在短暂的文化热消退之后，文科教授们纷纷变成了文本“商人”，他们总是能让自己忙于各种大宗进口贸易，总是能把国外过时的理论和人物拿过再炒一番。这些观念市场上的期货专家，并不从事第一线的文化生产，而是从波士顿、芝加哥、牛津、海德堡等地购得所需货物，然后把这些罗尔斯、施特劳斯、柏林、德里达、福柯或海德格尔拆解开来，再把他们组装到汉语文字当中，稍加修饰，就这样直接输送到嗷嗷待哺的大学生口中。以此可见，这个常常把创造性和个性挂在嘴边的民族却成了最无创新能力和个性的群体，他们向来鄙视的韩国人、日本人却不断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做出原创的成果。
而就制度而言，中国模式的暂时成功似乎使得中国再一次封闭于外部世界，不是我们需要学习西方，而是该轮到西方学习我们了。在全球经济疲软的今天，唯独中国这边风景独好。虽然错过了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中国却能自创生路，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杀出一条带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来。因此当政者更加坚定了对中国模式的认同，不再把以充分的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即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代议民主）作为自己需要效仿的对象。就这样，中国也许将成为21世纪版的天朝上国，我们的制度又可能外销到其他地区。虽然，中国与外界的商业交流和民间交流持续升温，但就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社会自1980年代以来重又封闭于世界之外。
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器物层面的强盛让举国体制仿佛打了鸡血，也让中国这个巨人不顾因精神内斗而残留在身上的伤疤，狂奔在赶欧超美的大道上。就近十多年来风风火火的改革出路与宪政争论而言，思想界的左右双方在舌枪唇剑的同时，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争论的目的是战胜或消灭对方，而不是为了求真或向善，战斗的结果是废墟般的战场上一片死寂，横七竖八地躺着形形色色观点或意见的尸体，胜利者在一片真理和正义之光永远无法照进的封闭空间里统治着死寂本身。
如果说自由派、新左派的两方可以被纳入“侵占式的心智封闭”的话，那么还有一些人，则采取了“逃避式的心智封闭”：他们纷纷以鸵鸟心态来应对当下的焦灼与无助，完全不愿意正视社会存在的巨大问题，过着得过且过、自欺欺人和推卸责任的生活。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则是另一种选择“中立”态度的人。他们表面上理智客观，实则仍然属于逃避选择，在面对观点分歧时，既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在面对道路选择时，既不敢往左，也不敢往右；他们一直逃避抉择，甚至逃避判断，总是在寻找一个安全的立足点。这种人内心感到自己像站在一条悬在高空中的钢丝绳上，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会摔死，总想站在原地不动，找个中立点，死死守住，而这个中立点却又永远无法找到，一经风吹草动，便飘移不定。因恐惧而中立，为中立而中立，由中立走向封闭，是这种人的精神生活之链。
除此之外，就知识分子而言，心智封闭的现象还表现在“归隐病”和“思乡怀古症”等症状上面。前者整天向往着归隐生活，但这种归隐既不是为了体察自然，也不是为了修行悟道，而是对责任、压力或不确定性的逃避；他们带着满身的躁气追求归隐，即使有归隐的机会，他们往往又耐不住归隐的寂寞；他们一直出在不停的归隐向往中，向往归隐本身变成了他们归隐的一种方式；他们仿佛害了一种慢性的归隐病，向往是这种病的唯一解药，但永远不能根治。而后者则总是热衷于各种怀古，他们的怀古像思乡一样，是对逝去生活的怀念，这种怀念一方面使他们逃避了当下的各种不安和恐惧，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与当下现实的隔离，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能真正理解、秉承古人的思想和精神，从而也无法接通古人。这样，他们既向现在封闭，又向过去封闭，精神游荡在一段虚假历史的封闭带中。而所谓“国学原教旨主义者”则是后一种心智封闭在学理上的代表。
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当下的种种病态现象固然错综复杂，但我们仍能提取出一副相当明显的征兆，即中国人整体心智的封闭或中国精神的封闭。而导致这种封闭的因素则具有多重色彩：既有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例如工具理性的泛滥而导致的虚无主义以及官僚体制的固化所导致的官僚主义），也有中国社会和历史所特有的原因（政治文化进步缓慢以及公民教育长期缺位等等）。可以想见，同样是在1919年，当马克斯.韦伯在演讲中指出：“处在西方民主体制核心位置的科学精神已经泯灭了”时，中国人却正在全心地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耐人寻味的时间差，便足以解释当代中国的“心智封闭”的多重色彩。
病症是诊断出来了，然而开药方却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布鲁姆试图以“回归经典”作为治疗美国心智封闭的药方，那么中国心智的封闭又该开出什么药方呢？此药方既不能太猛，太猛容易直接药死病人，也不能太缓，太缓容易让人在漫长的等待中绝望。如果说改变社会的工程过于系统和庞大的话，那么，当下之急还是得从青年个体身上着手，“回归经典”并诉诸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重新培养具有灵魂的个人，大写的个人。在这个环节当中，文化人应该作为价值灯塔而坚守好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要守住良知与对真理的热情，将文化火炬一代又一代传下去。除了上述这条略显老套和酸腐的文人方法之外，商业社会本身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健全，也是整个社会自我痊愈的契机。就后一点来说，民间社会的自觉发展是克服心智封闭的根本之道，也只有将目光重新投向琐碎而真实的生活世界，才能在漫长的“心灵治愈”活动中取得循序渐进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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