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向不欲介入海外民运的内部纷争,只有恨铁不成钢之感。我并不认识胡平先生,对其大作也拜读不多,只觉得其文大陆味太重,处处易见大陆式思维,有些难以认同和接受。
曹长青:民运日薄西山,胡平功不可没
回忆起来,有几件事令我对海外民运敬而远之甚至很反感,其一就是80年代初王炳章先生勇敢地撑起了民主首义大旗,海内外有志之士都应该团结一致鼎力相助才对,可胡平先生却把共产党那一套争名夺利的内斗恶习搬到海外,发动内斗,以“帐目不清”为由将王赶下台取而代之,其后在历次海外民运的整合中坚持分裂抗拒团结。
将近二十年前,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胡平,因为我就民运的路线问题批评了几句他的观点,他就大发雷霆,后来他主持的任何刊物就都不再发我的文章,直到今天。仅我知道的,胡平还拒发就八九民运路线问题和他意见相左的郑义、封从德的文章。更严重的是,以写出“论言论自由”为骄傲,并以此为最高资本的胡平先生,面对正常的批评,不是理性地只用文字反驳,而是联合了九个曾被我在文章中批评过的人,一起签名,把我状告到台北《联合报》老板那里,说我批评民运人士,要该报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封杀我的文字。(详见我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这帮所谓的民运人士,如胡平、王丹之流早已习惯撒谎作秀,在面对骗钱、内斗等问题的指责之后,他们一句正经的回答都没有,甚至出口成脏。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对他的批评是∶五毛、污蔑、攻击、仇视、臆测、恶意、内心黑暗、抹黑、嫉妒、魔鬼等等。大家都见过很多民运、异议圈里的相互批评,谁见过胡平这么恶劣的态度吗
我们有理由认为胡平是故意破坏民运,他心胸的极度狭窄、完全拒绝哪怕是高度赞扬后的几句诚恳的批评,加上那种“除非我当官,否则不参加”的心态和做法,对民运组织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现在他又纵容王丹沿着他自己那种狭隘的思维、拒绝任何批评的心态往下走。难道同样狭隘心胸的人在一起搞组织就能道路宽阔?
我最早批王丹,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作秀。我对作秀的痛恨超过对贪腐。贪污问题主要是制度漏洞。制度不堵,品德靠不住。如果贪腐是婊子,作秀就是立牌坊的婊子。有人说,我上篇文章用了“五错俱全的王丹”这个标题,有让人联想“五毒俱全”之意。但事实上,在我眼里,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吃喝嫖赌抽)”。因为五毒俱全,只是损害他自己(人有自损自伤自杀的权利)。而作秀,则是高举为他人、为大众行“善”的旗帜(“为民主”是其一),用假的东西获取美誉,然后用美誉最大程度地获取个人利益。仅仅是获取个人利益也罢了,更糟的是,其结果总是跟他们唱的高调正相反。作秀对正向价值的损害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渐进的。所以我再强调一遍,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俱全。
本人处局外,对海外民运内部情况不了解,也许批评有错,但指责王丹坚拒交代台湾陈水扁政府20万美金支援大陆民运的“国务机要费”下落应是事实(不论事实如何,拒不回应的态度就是错的。即使顾及大陆民运人士的安全,也应在各方民运人士推举的专案调查委员会内交代)而胡却袒护王丹(王此举应比王炳章当年的涉嫌更严重得多吧?因据报王炳章当年曾作解释和交代只是胡等仍不满而已,未知确否?)这就不免令人要问为何同样的经济问题,胡却有双重标准?请胡平先生向公众解释。
其二是前几年余杰王怡白宫拒郭事件,连最基本的作客礼仪都不懂,居然把中国特色的窝里斗演到了美国白宫,演到美国总统面前,这令我想起刘宾雁那句“小毛泽东”,记得当时在香港《开放》杂志社与金钟先生谈起,金先生曾说∶“太恶劣了。”
还有就是余杰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他和刘晓波的私人情谊,不惜肉麻吹捧,给人的印象似乎刘晓波己成了他的私人物品,谈论刘晓波成了他个人的专利,他个人垄断了对刘晓波的话语权(别人似无资格提刘晓波,更无资格批评他的“无敌人论”┅┅)。
所有这些令我看到专制的影子,令人反感,相信有此感觉的中国人不止我一个。
海外民运人士要搞民运争民主,首先就要从自身做起,如果自己都不懂民主做不到民主,谈何民运?将来即使成功了,也不过在中国出现一个变相的专制政府而已,给国家民族带来又一次灾难;只有大家都懂民主法治了并亲身历行了,中国才会出华盛顿,才会走上民主宪政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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