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破必有一立，中国到了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两年来，习近平用整风、反腐、清党来“破”僵化的体制机制、隐晦的官场文化和利益集团的营垒，以周永康、郭伯雄等人为首，落马官员数不胜数，成绩单有目共睹，拥护声浪渐高。当全民沉浸在“人事破旧”成功在即的兴奋中时，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破”之后，顺理成章会有“立”的出现。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
曾有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立新”失败，继文革中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结果便是“天下大乱”。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这一关键节点上。治政者首在“用人”二字，用人不善败事废政者不在少数。对于习近平本人而言，在一个巨变的“多事之秋”，用对人、用好人，知人善任方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建立新秩序时如何避免出现“悲剧”？习近平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其一，中共已经开始着手从制度层面对官场进行体系化的整肃。郭伯雄在建军节前一落千丈祭了军旗。随后的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事实上，“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早有显露。中共基层上，县委书记可视为“能上”的“生力军”，极受当局重视。在6月30日，中共建党94周年前一天，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近期也有多名县委书记履新或拟提拔的消息相继传出。最新一例是被确定为提拔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人选考察对象的现任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委书记杨洪涛。
在中共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中南海的决策意识中，县委书记是官场大变局里一个重要的群体。在干部序列中，他们承上启下，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既要抓大政方针，又要管“芝麻绿豆”。简单来说，便是习近平的六字总结：郡县治，天下安。
其次，军队层面，习近平器重中基层干部。中国军方近期罕见发布了针对官员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管理的五项规定，其中便涉及了军队作战部队基层干部。不仅如此，自2014年以来，解放军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开展试点，在建制旅（团）、营、连分别设立了士官长，这些士官长负责部队日常军事训练、管理教育工作。军队近日也在加快推进士官长制度，7月18日，南京军区一次提拔了200余名“素质过硬”的士官。另一方面，晋升的上将数量硕减。据统计，2014年8月1日之前，习近平仅仅晋升4名上将，是2010年以来人数最少一年。从种种动作来看，军队正在加强对于中基层干部的培养，将其视为选人用人的中流砥柱。
第三，“干部召回”制度是习近平吏治的又一举措。长期以来，在中国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意味着抱上了铁饭碗，被称之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更是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现在，这样的官场保险箱已经开始被打破。
报道显示，“为治懒政，贵州省黔西南州从2014年开始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2015年2月已有1,334名干部被召回。不仅是贵州：新疆洛浦“批量召回”39名干部，召回期间扣发30%工资；广东省佛山市颁布《佛山市整治领导干部“为官不为”试行办法》等等”，召回”制度让公务员面临被辞退或解聘的危机，进而通过打破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惯例，倒逼官员保持作为意识。有理由相信，召回亦或是各级官员轮训国学，都是习近平构建官场新秩序的开始。中共高层对于政治生态的重建，必定还有更多的措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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