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把“二亿婚礼”只是作为社会现象，不是针对当事人，更无意评说当事人的自由，而是解释社会该如何地看待这种现象，以及由此将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清晨醒来，翻看到朋友一贴《屠呦呦的半个客厅与黄晓明的2亿婚礼》，本来空白的脑子就有了七上八下的不解：如果用社会价值来衡量，这种落差确实不公，可如果对此谴责，那按劳分配还怎么坚持，个人的自由还怎么保证？
我想到了钱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面，想到了美国当年的困境。
在手里有了几个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的瞬间，我们人人都会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无所不能的兴奋，假借上帝之手，翻出几起云雨之乱，号称前无古人；动用魔鬼之身，包养几个良家妇女，美誉扩大就业；珠光闪身挥金如土，醉生梦死以为腾飞人生；银装金饰砸钱显阔，赫人笑死以为锦绣美好。从土豪们“百辆婚车”到文化人“二亿婚礼”，兴奋了我们，其实，也难为了我们，并非我们的一定自愿，实乃当下社会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想想，这种以为发了财就可以随意妄为，有了钱就可以不顾一切的追捧赞赏，实乃是物俗文化。说是“文化”，因为这种要求成了当下的群体心理追求；叫做“物俗”，因为它忘掉了与动物不同的人类，与兽性不同的人性，与生存不同的生活，与含义不同的意义。
若人从未入世，天地间无所善恶；若世间无意义而言，无所谓丑恶还是美好；心若无情绝望，则现实阴暗，但心若有情期望，则现实明媚；心若嫉妒怨恨，则世间险恶，但心若珍惜宽宏，则世间美好。那么，生命中的什么差别导致了年轮意义的善恶、美丑之别，难道在财富的使用里不包含这对社会的奉献吗？
这种“物俗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美国也发生过，最典型的就是在1880年代的工业强进时期，两极分化、贫富加大，甚至有钱的人肆意挥霍浪费，一场舞会在当时就要36万美元。并且也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超屌理论家”，认为“有钱人怎样花钱是人家的自由，社会就是优胜劣汰”，大肆宣扬斯宾塞的社会生物学观点。美国当年面临的如同我们现在的困境一样: 如果不让有钱的人自由地消费，那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怎样地坚持？可是，如果人都是这样自私的来生活，那社会不也就必然地没了人而成了真正的动物的丛林世界了吗？这和“动物”确实没有根本区别。这可能就是当下我们精英们所以喜欢用“阴谋论”释放心中不忿的理由。
可是，如果没有超过“动物”，那我们这个人类怎么能有诸多的发明创造不说，怎么能在经济中实行公平原则、怎么能在企业内部进行相互尊重，怎么能在社会中彼此关爱、捐赠救助、领养奉献，怎么能在人生中追寻美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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