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隐含着人们对于“性”(行为、关系、观念)的迅速变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慌。
人们谈性总牵扯太多的“道德”
1980年代初期，婚外恋(尤其是现代陈世美现象)、性教育(包括对自慰的讨论)、婚前性行为、离婚等话题就引发过社会大讨论。1999年的《上海宝贝》是一枚重型炸弹，把美女作家们推向风口浪尖。接踵而来的木子美性爱日记、换妻聚会、各种嫖娼卖淫案件、少女怀孕、援交、忠贞联盟、贞操女神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着国人的神经。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性行为，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四类性行为虽然都在变化，但它们各自的变化速度以及从中折射的社会情感是不一样的。
婚外性行为的增加与曝光，随之而来的恐慌主要指向婚姻家庭的稳定。商业性行为，近十年来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所担忧的那样“迅速泛滥”。青少年的性，则一直不被正视与尊重，对其“保护”主要指向对孩子未来与前途的担忧。
这三类性行为的发生比例都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人们的恐慌却要远远高于婚前性行为。这三类性行为都牵扯太多“性”之外的内容。社会对其谴责与恐慌，与其说是在反对“性”，不如说是借着反对“性”来宣泄其他情绪。相比而言，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道德本身，因而，这种威胁反而比较容易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被忽视。
人们对于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性行为这些非主流的“性”的恐慌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对于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非常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乱套”。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与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对于这种建构，我们并不陌生。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无序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不单纯是事实和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需要一个“敌人”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需要为伴随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寻找到“替罪羊”和“出气口”，但是，这又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也契合了相关部门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
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至关重要。互联网给大众一个展现的空间，且迅速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从而建构起这类性现象的公共性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那些“与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称性的异端)与性的少数人群;而且，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人们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类似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对于违背主流社会规范的性行为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性学的成分比较少，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数据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某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层面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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