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徐子见在是次区选成功击败民建联双料议员钟树根。资料图片
抗议票（Protest Vote）是公众传统的制度式抗争手段，以投票对不同层次的问题（现任议员、政党或某个议题）表达不信任或不满，并希望能借此成就改变。抗议票在候选人选择层次简单来说就是不要现任议员连任。当抗议票指向的层面越高，候选人是谁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最后候选人代表的只是一个二元选择：要不要现时政党执政，支不支持某个政治或民生议题。本文尝试套用选举学概念去思考伞兵所在选区如何催生抗议票的出现及大幅增长，以及使用抗议票作为选举基础的危机。
连任效应（Incumbency Effect）是选举研究必读课题：连任者较挑战者在选举中有优势，源于议席物质资源、较多的选民曝光率（毕竟在选区奉献数年）及与当区居民建立成熟社区网络有够好的连系，亦即所谓的组织／社区网络票。香港区选连任效应当然存在，但往往未能准确量度效应大小，原因普遍归咎于外来因素，例如建制经常被视为在选举框架以外投入大量资源，或有高度协调或策划动作，使效应在外来因素下有极高可能被放大。
但是次建制与伞兵对决选区中的建制候选人总票数只有些微增长，这显示建制选举机器在与伞兵决战区域并没有如其他地区般高度运作，让双方回到单纯由连任效应主导的比赛；笔者不敢说没有选举机器运作下的选举完全公平，现任议员坐拥资源网络优势依然使伞兵难以胜选，但至少双方实力差距大幅缩小，挑战者未必完全�得做。支撑连任效应的三大因素失效，是引发第一层次抗议票（针对候选人为主）的主因，例如钟树根在民建联资源优势下依然被投诉绝少与街坊会面，低曝光率引发抗议性投票从而增加政治素人徐子见的胜算。没有建制选举机器去对冲上述因素失效，才致使政治素人在本届选举有机可乘。
数量不稳定 不能依赖
我们会问第一层次的抗议票是否本届伞兵独有，但事实上任何现任议员的对手就正是选民进行抗议票的选项。在二○一一年区选中，现时大部份伞兵建制对决选区均有泛民党派（不论温和或激进）及独立民主派人士挑战现任议员，让选民透过四年一次的选举去评核现任议员的表现。上届泛民或独立参选人对制造及保留抗议票的基本盘绝对功不可没，例如今届五十多区中，有十八区上届泛民建制票数差距在20%以内，而其中五区，包括富亨、乐华北、大坑、旧墟及太湖和太古城东（以票差次序排列），今年就能够在建制派松懈下成功翻盘。因此伞兵成功并不完全是由无变有的神话，反而是向前人肩膀借力挑战现任建制议员的故事。
话虽如此，对没有丰厚资源、没有地区服务政绩、欠缺社区网络及缺乏曝光率的政治素人来说，说服选民再次行使抗议票又谈何容易，能够保住上届基本盘本身是大功一件。但结果往往出人意表，本届政治素人除了取得八席佳绩之外，整体票数比上届同区泛民党派或独立参选人多出两成。建制对伞兵的松懈及选举机器的低度运作，使选举结果充份反映这些选区选民对建制候选人的不满情绪急增，因而求变；但选民急剧态度转变又如何解释？笔者相信雨伞运动过后出现的两极化政治氛围及社会矛盾，促使更多有泛民倾向选民对现状感到不满，因而参与抗议票，但同时亦使现象更加复杂：抗议票不单针对第一层次（现任候选人），亦同时针对其后两个层次（如候选人背后所属政党及某些敏感政治议题立场），即使有后两者想法的选民人数比例可能较少。
伞兵候选人以抗议票作为选举基础的危险性，在于这些选票并非围绕候选人慢慢建立，反而是针对对手个人失德、其政党及议题立场；而这些选票数量又极其不稳定，因应当时政治、经济气候（社会矛盾是否存在）大幅增加减少。因此下届候选人再度依赖抗议票迎击对手，当撞上建制选举机器开动、配合对建制有利的社会氛围时，恐怕只会惨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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