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及其領導人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裁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分別判處罰款150萬元、監禁62個月、84個月、87個月。經過長達五年的嚴肅審訊，本地法院終於為這個牽動幾代香港人複雜情感的歷史產物，劃上法律意義的句號，也標誌一個階段的結束。對於香港社會而言，支聯會從來不是尋常的政治組織——凝聚過無數市民對於國家命運的赤誠關懷，轉化成一種非常獨特的政治參與，形塑了回歸以來的政治版圖，也在往後的政治演變中漸次迷失。應該如何理解支聯會的存在？又該如何看待法院的判決？取決於我們如何坦誠面對過去近40年來的迷惘，也影響着我們如何清醒重構對於中共執政、國家發展以及特區前途的認知。
11萬字的裁決理由書和近萬字的判刑理由書，非常詳盡且專業地釐清了憲制的秩序、法律的邊界、量刑的原則。法庭一再重申，支聯會為悼念六四事件而舉辦燭光晚會本身「並無不妥」，問題是——2018年《憲法》修改後，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違反了第1條所提及的「禁止破壞根本制度」；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各被告在明知該綱領可能違反第22、23條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情況下，拒絕懸崖勒馬，一意孤行抗爭。
然而，判決再合理、解釋再清晰，也無法完全有效填補這道橫亙於不少香港市民的「情感」和「認知」之間的裂痕。事情該「了結」，自然要先「解結」，也就必須坦然面對——為何「糾結」？
源於愛國愛港初衷
終於民粹對抗悲劇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誕生於「八九民運」。儘管今天不同陣營會為支聯會貼上不同政治標籤，但沒有人可以否認，在那個特定時刻，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之所以響應支聯會的活動，絕非出於什麼政治算計，更非刻意挑起對立情緒，而是一種香港人作為中國人，出於血濃於水的關懷、對於同胞命運的同情，以及盼望國家走向更能體現民主、法治、現代化建設的赤子之誠。
那份愛國愛港初衷，延伸自1960至1970年代，在「反殖反資」背景之下所掀起的「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思潮——當時正值國族意識和本土意識交織，不少大學生發起系列社會運動，包括金禧事件、艇戶事件、中文運動等等，希望藉由這些參與探索對於身份認同的思考，當中的很多人後來也都成了泛民主派的核心人物。那份善良的情感起點，正是香港面對前途危機的集體回應，不應該也不可能被輕率地抺殺或神化。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支聯會藉由「六四事件」凝聚了當時社會的巨大情緒，並將普羅大眾對於國家發展的深切關懷，轉化成為非常獨特的政治參與和未來想像，為泛民主派積聚了龐大的政治能量和組織資源，形塑了能與建制派分庭抗禮甚至獲得更多選民支持的政治版圖。然而，那幅版圖本來就是基於並不成熟的假設和認知，最終只能分崩離析。
支聯會創辦人司徒華的角色舉足輕重，儘管「反共」，但並不盲動，而是深知憲制現實，理解妥協溝通的必要，在相互接受的倫理框架下尋求良性互動，2010年政改方案談判就是例證。只是，他逝世之後，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和激進勢力迅速抬頭，拋棄了務實溝通的智慧，將「從政」抽空成為情緒宣洩和道德表演；忽視了國家經過「改革開放」的治理成效，將悼念活動異化為宣揚對抗思想的政治平台；低估了外部勢力透過香港進行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不但未能發揮緩衝防禦的作用，反而被民粹思潮和港獨份子所裹挾。有些人或許會為他們感到欷歔，但在法理現實中，他們的迷失必須付上政治生涯終結的代價。
反共敘事固化狹隘
執念滋生偏見敵意
更加不能否認的是，支聯會所提倡的「平反六四」，選擇性地認定只有仿效西方體制才能告慰亡魂，從而把「結束一黨專政」當成對於國家民主的期盼，甚或某種政治伎倆。儘管以往沒有實際煽惑行動，從30多年來的客觀效果而言，這股政治力量所宣示的政治論述，確實演化成了固化而狹隘的「反共敘事」，將國家複雜而動態的發展建設，簡化為「專制」和「民主」的二元對決，導致不少人對國家體制產生充滿偏見甚至敵意的刻板印象。
首先，「愛國」和「反共」被異常綁定，好像必須對中共抱持批評態度，才能站上愛國道德高地，卻無視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領導國家結束百年屈辱、推動14億人口擺脫貧困、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甚至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民生建設、現代化治理成效和創科彎道超車等發展成就視而不見。這種缺乏事實根據的定見，不但無益於修補央港之間的互信，反而讓香港社會失去了客觀觀察國家、順應時代大勢的氣度。
同時，記憶了「武力鎮壓」，遺忘了「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無疑是國家轉型過程中各種複雜內外因素共同釀成的時代悲劇。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國家通過持續的改革與發展，帶領社會走出分歧與陰影，並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凝聚了共識與民心。但在香港，每逢周年紀念，在支聯會的帶領下，都會不斷回憶歷史傷痛、不斷簡化前因後果、不斷記住「反共」仇恨——即使國情發展和國際局勢已經發生巨變，一些人堅持用「決不投降」來為自己的偏執护航，拒绝進行任何歷史反思。
此外，更深層的刻板印象，還源於對西方制度的錯誤想像，以為民主自由就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唯一靈丹妙藥，甚至誤信只要採取強硬的對抗姿態就能逼使中央妥協。然而，這套認知本身就脫離了政治演進的內在邏輯，選擇性地遺忘了「民主自由」只是一種手段、目的在於實現「良政善治」——即使近年西方種種亂象一再折射這種本末倒置，一些人仍然困於意識形態迷障；即使中共持續透過治理實效解決各種問題，他們仍然固守「專制等同邪惡」的思維。
但事實上，任何主義的實踐若被奉為不可質疑的教條，難免都會變成某種形式的專制。過去香港自詡資本主義制度比內地社會主義制度「高尚」，正是掉進西方構建的話語陷阱。然而，香港強調自由與開放，內地注重秩序與發展，本就各有特色和侷限——例如香港奉行放任的「無為而治」，卻陷入停滯不前的發展困境；內地儘管謹慎管控，但從未阻礙發展，反而有序地推動了經濟、科技、民生的巨幅進步，匯聚出實實在在的民族復興自信。
歷史篇章終會了結
積極書寫未來一頁
隨着支聯會案的落幕，那些糾結也該解開了。
我們是否應該建立更加全面立體、更具歷史深度的國情認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既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也已寫進國家的《憲法》，並且受到國安法律的保護。這不是強制個人在情感上盲目順從，而是要在現實中尊重國家憲制秩序，才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立足之地。
我們是否應該釐清情感記憶、自由邊界和違法行為的分野？法庭一再確認，純粹悼念「六四事件」、探討不同意識形態、甚至對政府進行理性批評，這些行為本身並不受法律禁止，也不會構成國家安全問題。表達自由依然受到《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的保障，只是任何自由都有邊界。個人對歷史事件的思緒，可以作為一種信念；然而，一旦將個人情感升級為政治行動，甚至以推翻國家根本制度為目的進行鼓吹與煽動，就會觸碰國家安全的法律紅線。
我們是否應該積極跨越信任鴻溝、重新尋求良性互動？無論是2019年修例風波，抑或是支聯會案判決，在在證明躁進盲動、衝動對抗無法爭取任何訴求，只會帶來折騰和內耗。《孟子》有云「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對香港而言，如何在尊重「一國」和「中央」的前提下，以務實、理性的方式與中央進行有效溝通，仍是需要不斷增進的課題。《孟子》也有云「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對於中央政府，在通過強勢立法和嚴厲執法建立起國家安全屏障之後，或應適度展現胸懷與自信，大方承認香港社會對於「六四事件」的複雜情結，並以更加包容而明確的姿態消除社會不安；至於特區政府，則須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凝聚社會共識，帶領香港回歸發展議程。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歷史的篇章，終究會了結；下一頁該怎麼寫，取決於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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