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城：生命中的岔路、回路与前路——解读〈我的蜿蜒小路〉

“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
我会带著一声轻叹述说：

森林中两路分岔，而我-
我选择了那条较少人走的，
而这，使一切变得不同。”

（原文见：The Road Not Taken，Robert Frost）

美国诗人佛罗斯特（Robert Frost）110年前的名作《未曾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早已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诗中以森林两条岔路，喻意人生变化莫测，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决定了未来的发展。

杨雪芳这本以“自传体”书写的小说--《我的蜿蜒小路--从那场劫难走向森林》，虽然是“小说家言”，写的却是“真实的故事”，即以部分虚构的人物道出她年少经历的“513事件”和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的森林岁月。这类“自传体”类似日本的“私小说”（Shishōsetsu / Watakushi Shōsetsu）
，与运用真实事件创造的“真实小说”有别，作者除了书写事件与事物的细节，更侧重于个人在事件当中的体验与感思。

正如作者前言所说的：如果在尊孔中学毕业，按计划去英国就读护理，接受BBC（英国广播机构）安排，而不是选择了“较少人走的那条路”，进入马泰边境的深山老林，为革命理想斗争──究竟会有怎么样的人生？如果，她像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按部就班，努力学习，走上另一条“未经之路”，人生是否变得更美满幸福？

可惜，人生毕竟不是录像带，不能倒带、停键，不能重来。一切走过的路，历经的事，都会成为人生部分记忆，困扰，或启迪著我们。

《我的蜿蜒小路》根据作者的真实经历而写，采用小说形式的优点和弱点都很明显。好处是可以更灵活的处理人物与事件，对各种细节情境作更艺术化的书写；弱点是对历史和事件的解读变得更魔幻、更不真实。“假作真时真亦假”，读者只能从作者的文字和观点去想像当时种种。一般日本“私小说”甚至近于自传，坦白道出主角（我，第一人称）的内心世界，通常不以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为书写，更侧重书写个人（我）在事件中的心理变化与内心交战。本书虽有著墨，但或限于隐私及其他情况，没有更细致的书写，否则，就有更强大的力量。

《我的蜿蜒小路》书中描述的时代背景是1969年的“513事件”，作者亲睹、亲历了吉隆坡当时的街头烈火和杀戮，以及1975年作者加入马共游击队，留在马泰森林工作，直到1987年下山的12年经历。如此震撼人心，跌宕起伏的大时代，在作者笔下并没有太多描述，对里面的人、事、物没有控诉与批判，只是冷静的书写个人的经历，也因此变得更像是“私小说”、回忆录或自传。

毕竟事过境迁，加上作者经过岁月的淘洗，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70岁，山河故人，往事如烟，不论放下与否，所有人、事、物都会成为时间的灰烬；剩下的，就只有自己想要留下的一点记忆。

对熟悉马来西亚现代史的人来说，513与马共的浮沉，这两件大事并不陌生，甚至有切身体验和感受；两者之间也有各种连接，它们也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国民关系。理解这两件大事的时代背景，才能进入书中的世界，对作者的经历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毕竟直到现在，513事件和马来亚共产党，仍然是敏感话题，官方论述未能令人信服，解密遥遥无期，长期以来更是政客用来恐吓阻扰国民，吸纳选票的工具。

在谈513事件之前，就必需先简单的理解马共，才能摆脱官方历史、官方媒体、教科书、博物馆上的洗脑宣传。对理解本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马共历史

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胡志明代表“第三国际”（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从香港秘密潜入英属马来亚，并在森美兰瓜拉庇劳主持成立仪式。当时“南洋共产党”隶属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国际决定将其拆分，建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胡志明（化名“阮爱国”）便是被赋予此任务的督导者。

马来亚共产党从建党、壮大、分裂到解散的历史，就是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方媒体、教科书、小说、电影上的马共，就只是“恐怖分子”；但从抗英、抗日、马来亚独立、新村成立、内安法令等，无一不与马共相关。马共参与建国的功绩不在官方历史里头，只有受到英国殖民者扶持、马来权贵把持的巫统，被吹捧为建国英雄；官方媒体、教科书、博物馆、纪念馆等，则进一步巩固这个神话。

然而，目前并没有一本完整的“马共通史”可供参考，学者杨进发力作《马来亚共产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是研究马共早期如何诞生的作品，但马共放下武器，解散组织，回归家园的故事，仍然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和书写。目前，除了马共不同派系人员的回忆录，也有一些文人根据材料与想像去书写马共、砂共、513事件等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小说、电影，算是丰富了这个题材。《我的蜿蜒小路》则以一种“私小说”的形式，对作者人生中的青春岁月作了记录。

1970年，马来亚共产党已经因为“肃反”分裂；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因为怀疑党内受到泰国与马来亚情报单位渗透，开始肃清一些“可疑人物”。然而，一些支队领导反对、对抗、出走，形成不同派系。革命派、马列派应运而生。杨雪芳这批高中生1975年上队，就已注定被卷入这场斗争里。他们不知道加入的是哪个派系，却无法逃过一劫。

1974年，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开始了历史性的访华行程，5月3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马中建交的开始，也意味著长期受中共支持的马共已被抛弃，马共设在湖南的地下电台继续操作几年后关闭，它的命运也走到了最后阶段。然而，对1974年的高中生来说，他们不可能掌握这些内部资讯，也不了解马共内部的分裂与内斗。这时，离开513事件已经5年。进入森林的青年们一方面要面对马泰军方的炮火、内部的斗争和肃反、粮食物资的匮乏等，身心疲惫，看不到前路，一些人准备放弃，重回社会生活。

1987年，杨雪芳所属的马共马列派和泰国军方谈判成功，放下武器，走出森林，比马共总书记陈平领导的中央派早了两年。他们可选择留在泰国，也可返回马来西亚。但大部分都留在泰国，因为泰方的态度较友好，除了获得泰国身份证，也获得土地，可以开始新生活；反之，回返马来西亚者需接受政治审查、定期向警局报到等。

多年以后，马共已成为历史，但总书记陈平去世焚化的骨灰也不得运回大马，这根本违反了合艾协议的条件，引发了一连串争论。原因便在于：巫统及马来右派企图垄断对国家的诠释，企图把“巫统史观”放大为“国家史观”，妄想主导对历史的解读。“你眼中的恐怖分子，我心中的自由战士”的价值分裂，永远困扰著不同肤色、宗教、文化的马来西亚人。

513事件

再说回513的事。

这宗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骚乱”至今已67年，但疑团未解。官方定义为“种族骚乱”，但民间却有不同的看法。1969年5月13日发生在吉隆坡的“种族骚乱”，起先是因为执政党联盟（包括巫统、马华、国大党）大选失败，丧失了国会三分二多数议席，槟城政权已被反对党民政拿下、雪兰莪、霹雳议席都不过半，吉兰丹也被伊党击垮，情况与2008年3月8号的“308政治大海啸”不遑多让。因此，“反对党游行导致骚乱”的说法，完全不成立。巫统精英可能失去政权，沦为反对党，才是核心问题所在。

5月13号当晚，吉隆坡文良港与甘榜峇鲁一带出现骚动、纵火、殴斗、杀戮，数日后情况恶化，国家元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驻吉隆坡，全国多处宵禁。巫统“少壮派”政客也开始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敦拉萨阵前小将马哈迪（就是当今百岁之龄，依然想要回锅拜相这位老牌政客）炮打司令部，指责首相东姑对华人软弱，以敦拉萨为首的巫统政客最终夺取了东姑阿都拉曼的权力，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接管国家政权。以马来人为主的军警在骚乱中的态度与处理手法，官方公布的死伤数据，也引起争议。政府甚至指责马来亚共产党涉及此事。

513事件过后，敦拉萨最终取代东姑成为大马第二任首相。政府1971年宣布成立“新经济政策”（NEP)，开始了另一轮的种族“财富分配”，出台更多优惠马来人的经济政策，如国立大学种族固打制、特殊企业必需保留30%股权给土著等，更多非马来人感到极度不公，开始了另一波的海外移民潮；另一些青年则受到513事件刺激，加上左翼思潮的影响，准备上山参与武装斗争，加入马共在泰国南部的游击队。包括本书作者杨雪芳和她的朋友们，也因此开始了动荡流离的人生。那时，他们还是17岁的高中生；放下武器，解甲归田，或返回故乡，已是历尽沧桑的中年。

1987年，31岁的杨雪芳“下山”以后，开始另一段人生路程。据她所说的：种过田、摆过地摊、教过书，等等。然后，她是以一名“泰国人”身份回到吉隆坡探访亲友，甚至祭奠先人。“故乡已成他乡，他乡亦为故土”；70岁回首来时路，只能把记忆书写成一本薄薄的小书，供自己、同志、朋友以及任何有志理解这段历史的人，思考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建成的、我们在哪个位置做了哪些事、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就像诗人佛洛斯特所说的：

“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
我会带著一声轻叹述说：
森林中两路分岔，而我--
我选择了那条较少人走的，
而这，使一切变得不同。”

在关键时刻，不管我们选择了森林中的哪一条路，一切都会变得全然不同。

注：本文是作者为杨雪芳新书《我的蜿蜒小路--从那场劫难走向森林》所写的序文。另，杨雪芳《我的蜿蜒小路》新书推介礼将于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举行，时间为下午2点，地点在文运书坊（Gerakbudaya），入场免费，欢迎踊跃出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