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的感觉为什么让人上瘾？窦文涛、严歌苓深聊：亲历赌场后才懂，为什么人永远做不到“见好就收”？| 圆桌

外来客 • 2026-09-29 09: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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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欲取代成就感：严歌苓引用《茉莉的牌局》（Molly's Game）指出，部分顶级赌徒并非单纯追求赢的感觉，而是享受“摧毁别人”的过程。愿意上桌的人往往带有侵略性或攻击性，性格中存在特殊之处。
贪婪荷尔蒙与生理反应：在输赢之际，肾上腺素被完全调动，产生类似吸毒或抽烟的“嗨点”。严歌苓提到赌徒身上常有一种因极度贪婪而散发出的不好闻气味，且他们往往忽视个人卫生，这种状态被视为一种被放大的生命可能性。
命定感与主宰眷顾：一旦赢钱，赌徒会感到这是高于自身的主宰眷顾，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特殊人。这种“命定”的感觉让他们更加亢奋，难以做到见好就收，因为潜意识里认为必然会被偶然打败，必须跟随感觉走。

资源紧缺与集体潜意识：严歌苓推测，亚洲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的赌性与历史中频繁发生的饥荒和资源紧缺有关。这种危机感沉淀在集体潜意识里，形成一种“胶着感”，即必须在极短时间内通过一笔横财改变命运，否则将失去机会。
报复性发财心理：许多中国人的财富积累是在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年内完成的（如金融上市），这种快速致富的经历强化了赌桌上的梦想。严歌苓提到亲眼见过辛苦创业挣得20亿的人将其扔在澳门，认为这是愚蠢的，但反映了这种文化基点。
悟性与感性优势：窦文涛与严歌苓讨论东方人偏感性的特质，认为这是一种“悟性”或灵感，能在长期沉思中突然灵机一动，而非依靠每一步坚实的推理。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亚洲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倾向于赌一把。

极端案例与消失的赢家：严歌苓在调查澳门赌场时发现，许多成功人士（如拥有几个亿资产者）来此并非为了小赢，而是可能输掉两三个亿甚至一生事业。有些人在跑路前会表现出电话不接、突然失联等特征，最终彻底消失。
赌博的广泛性：除了传统赌场，期货、比特币杠杆（百倍杠杆）以及P2P爆雷都被视为赌博行为。严歌苓指出，许多人拿命去赌，甚至卖掉孩子或妻子，这与历史上乾隆时期因双陆棋赌博导致社会混乱而被禁止的情况类似。
缺乏风险教育：与成熟股票市场不同，中国股民缺乏根据年龄调整资产配置的教育（如减少高风险高回报比例）。许多老年人仍在玩高风险股票，缺乏对风险的敬畏和自律。

严歌苓的自我要求：严歌苓强调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不仅要在写作上做到最好，还要在妻子、母亲角色上到位。她认为成功者共有品质是“自律”，包括控制饮食、高效工作（如固定时间写作后去游泳、买菜、读书），避免自我纵容导致的沮丧感。
女性角色的复杂性：严歌苓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比男人强，能包容并控制男性，但并非通过贬损另一半来建立地位。她反对将女性塑造为“女强人”或“小奶狗”伴侣的对立形象，认为女性应自为标准，对自己满意即可。
社会评价的双重标准：窦文涛指出，社会对男女的评价标准不同。男性常被以专业能力评判，而女性常被以长相或“好女人”等性别标准评判。严歌苓对此感到沮丧，期待随着年龄增长（40、50岁后）能摆脱对外貌的讨论，转而关注气质和专业能力。
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严歌苓认为女性作家更善于解剖自己，不怕展示不好的一面，因此写女性比男性深刻。她提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作为第一个科幻小说作者，其作品《弗兰肯斯坦》反映了不被爱、被忽视的女性心理。女性更善于书写“夹缝中生存”和被忽视的人，利用性别优势在男权社会中游刃有余。

男性脆弱性与女性韧性：严歌苓认为从生命角度看，女性比男性更完整和坚韧。女性经历生育痛苦，寿命更长，能承受更大的苦难。相比之下，男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脆弱。
对男性的宽容：在小说《梅晓鸥》中，女性角色对男性表现出宽容，允许他们道德放假、赌博或出轨。严歌苓认为这是五千年来形成的性别关系产物，短期内难以改变。她最瞧不起的是特别计较、算计男人价值的女性，主张男女之间不应有敌对态度。
真实与诚实：严歌琳强调做人要诚实，不要为了表现“淡然”而伪装。如果做不到真正的淡然，就不要装，因为不真实的克制最终会带来伤害。她认为女性应摆脱“审美课题”的被动位置，成为审美的主体，不被外界的打分机制（如体面、仪态）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