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就是没有重大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

经济改革方面，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而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80年代被视为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现在，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政治改革当然不可或缺，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从民意的角度来说，政治改革的议题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但一旦政治激进化，就会导致国家进入一个毫无发展方向的困境。社会改革要优先于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世界历史证明，以民生促民主，人们才有可能得到好的民主；反过来，以民主促民生，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坏民主的例子倒不少。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比较容易进行。

其次，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在这些方面，执政党在这些年也尽力做了很多事情来消化经济改革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有赖于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老百姓不敢随便消费。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应当说，执政党和社会对此也已具有相当共识。

同时，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