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与过去的传统体制相比，有着更强大的提取社会财富的能力，靠破坏自然生态的数量型发展，甚至能把子孙粮都给吃光了，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逊之。
萧冬连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5月），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作者用15万字的字数梳理了中共治国60多年的历史，偌大乾坤一袋装，这份治史的凝练功夫绝非一般学者可企及的。
萧冬连治史，素有宏观观照的学术情怀。在1993年，林蕴晖教授和他的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仁们，曾出版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很有些影响。萧冬连就是作者之一。20年后，萧冬连独力完成了《国步艰难》这部书，无论是史实的丰富，还是识见的明晓，都是更上一层楼了。该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从1949年以来中共的执政历史，用笔严谨，开合自如，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五次选择的历史实验报告
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了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很难的。因为写的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的提炼和概括的水平就越高，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题目，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套制度体系，还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路径，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研究起来殊为不易。《国步维艰》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实践方面，提出了本书的叙述逻辑：即实现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体制—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对这个叙述逻辑是否合适，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划出了一道比较清晰的历史主线，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来由，评述不乏有点睛之笔。笔者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四点。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大跃进的评价说：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首皆是。
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力求做到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性和公允性。
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
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哲学家的冷峻与深刻。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作者认为原因有四，1. 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2. 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 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要依靠强制动员。4 . 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官僚主义，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但社会转型尚未完结。诚如作者所言：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资本的，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一百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60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不能等闲视之。
历史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冬连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在博源基金会关于荣剑的“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一书的讨论会上，我讲过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冬连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说起，我想再补充说一下，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有一个认知方式的问题。这段历史具有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是实在性的历史，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真实的历史过程怎么回事儿。还有另一重面相，就是构建性的历史，即凭着一种人为观念重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属于构建性历史的范畴，在这里面有社会真实存在的成分，也有观念构建出来的成分，是一个观念与实在的双重互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1949年以后的认识，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是非常复杂的。这段历史复杂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项世界，外来的和传统的，外生的和内在的，观念的和实在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自己就长期存在一个困惑，就是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社会主义理念对我们实在的历史进程究竟发生了多少作用？领导人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是从理论设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出发？毛泽东有没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的“顶层设计”？
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革命，就是苏维埃革命，照搬过来的路走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国后搞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也搞不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也失败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扬弃了斯大林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制度性影响还在，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都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制度弊端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改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中共领导人大都对理论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邓小平说的“要管用”。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发展中，执政者们并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趋向，经常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立研究和探讨从来是不被鼓励的，还会有异端之嫌，有的“反革命案”就是因为独立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而获罪的。即便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总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理论根据。其发生都是滞后于实践的。但其理论发生后，又会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中共建设社会主义中，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目标模式是仿效的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又有根据自己情况的变通性，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很大。这种在不断的政策调整中总结出的一套说法和做法，后来我们归纳为中国特色。但这个东西带有梦说的特征，只有解释的价值，没有理论的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犯错与纠错。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执政者的决策过程中，理论分量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一再而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是出于用意识形态统一人们思想的需要，所以把社会主义都说给了基层的干部群众。道理很简单，理论学说是需要质疑的，而意识形态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四种旧版式及其宪政版的展望
“文化大革命”对十七年体制的摧毁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文革”对改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给打平了。所以，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对各方都是正能量的。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派系，哪个人群，都是能够得益的，对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利益集团又重新开始形成了。虽然经过了“六四”风波，但这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退不回去的。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高层政策马上就调整过来了，市场化的改革潮流一经启动，是不能逆转的。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了。一切从有利于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抛弃了过去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对过去当作罪恶渊薮的私人资本不再是排斥，而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以生活的常识颠覆了教条主义的玄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公正的问题，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在市场化中形成的没有节制的资本，在旧的政治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两者结合起来了，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与过去的传统体制相比，有着更强大的提取社会财富的能力，靠破坏自然生态的数量型发展，甚至能把子孙粮都给吃光了，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逊之。
现在可以看出来，经过这些年市场化的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只剩下一层皮了，就剩下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实在的，其他都没有了。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理基础、统治基础和政治威望，与过去的党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传统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很薄的蛋壳，已经容不下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丰富内容了，实行宪政民主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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