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日趋紧张，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改”逐渐从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绝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高层频繁表态称其将成为一次“范围和力度空前”的“全方位改革”，再度调起了外界对政改的期望值。然而其公报虽然提及政改，却是在不犯“颠覆性错误”政治高压下的中共所理解的“政改”定义的老调重弹。
有观察人士认为，三中公报其实较为谨慎和隐晦的表述透露了中共所理解的“政改”的思路，即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突破口促进行政体制改革，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另外，根据公报中所称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等相关论述，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中“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人大与政协也可能成为中国政治领域改革的重要观测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方面造就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国家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社会紊乱、生态破坏。这种风险极大的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对执政党中共构成了越来越严峻的现实挑战。新一轮改革，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有观点称，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开启之初，人们曾经对其在政改上实现突破抱有美好憧憬，但随着近半年来，一些久违多时的口号在各地卷土重来，社会上开始弥漫出一种迷失前进方向的彷徨情绪。直至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高层屡屡在各种场合声称将下定决心启动一场“范围及力度空前”的“全方位”改革，又再次提高了社会期望值，重新燃起各界谋新求变的希望。
而从业已公布的公报论述来看，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或将在执行力建设、权力制约监督、民主法治进步、简政放权减少干预、打破利益固化藩篱、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等诸多方面落笔。诸多迹象显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遵循的路径似乎是：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突破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在弹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公报再次恢复了宏观概念化的八股式表达习惯，只是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有评论认为，会议所认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外界所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内容其实存在极大的差异。公报中的政改内容基本上是原有政策的再次宣示。而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公报进一步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强调了人大的“与时俱进”。因此，除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突破口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的动向。
虽然人大与政协因为中共领导权力的架空而被外界视为形式主义的“橡皮图章”和“花瓶”，但是两者毕竟是得到中国宪法确认保障，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一环。从法理正统和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趋势来看，人大与政协的变革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事实上，中国部分左派人士以及立场较为保守的政改支持者都倾向于加强人大和政协的实际作用，以之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的笼子”，并遏制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行为。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久前的10月22日，中国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最高检时隔24年再次就该项工作向全国人大作报告。这一迹象被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人大政治地位和作用的回归，并有可能代表着中国执政团队对人大政治作用的重新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被列为其第一要求，第二要求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则再次强调了“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在中共频繁强调不犯“颠覆性错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将人大和政协列为“制度的笼子”，也不失为一种合理和便宜的选择。因此，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指导方针不仅仅是政治宣示和文字游戏，确有可能引发人大和政协某种程度的变革。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