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未来十年官方改革蓝图中，中共确认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措辞标志着中国告别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提法。与此同时，会议还一再强调要“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观察人士认为，这两者的组合可能是有意区别于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他们更倾向于市场的无拘无束。中共此次强调“市场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经济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方，更有别于过去的中国。
市场“决定性作用”首次确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看作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领域改革的最大亮点。这样的措辞可能说明，中国决策层有意加快改革，放松对国家自然资源的严格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已经使经济出现严重扭曲。
过去，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管得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误导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致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此次，市场的作用从过去“基础性”升级成为“决定性”，体现了高层调整结构的决心。
回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的改革历史，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发的公报中，看不到“市场”二字。该公报提出的是要领导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中会议，此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市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此次会议认为，经过15年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这几个字，由此进入了中央文件当中。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晃又是20年。当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以“决定性”来概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意义重大可见一斑。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两字之差，不仅凸显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再次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小市场”。1979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经济总量增加24倍，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拉动的结果，而如此大量的投资靠的正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内地林毅夫一派唱多的经济学家甚至预言，依靠投资拉动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增长潜力。然而，“大政府”模式也成为诸多质疑的矛盾所指。一方面形成了资源错配，影响市场的效率。产能过剩就是典型的问题。另一方面影响了分配公平，招致了“国富而民穷”的非议。中共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中共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针对的是政府过度介入市场，但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的作用。紧随三中全会公报公布的《决定》更是在多处强调“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明确政府的定位。《决定》称，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
分析人士称，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不等于“政府之手”就可以一放了之。现在看来，中国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模式：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绝不缺位。这既不同于西方，更不同于过去的中国。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强调市场作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也有斯图亚特提出要重视政府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导致市场万能论破产并出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作用，又有些人倾向强调政府万能。二战以后到六、七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又强调要尊重市场作用，甚至有人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最近的金融危机以后，西方舆论又转向于要更加重视发挥政府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银行发表过一份报告，讲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有效性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从横向来看，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早在1998年探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提出过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英国和美国，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管得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第二种模式是莱茵模式，例如德国和法国，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管得稍微多一些，还有一些产业政策，也有一些国有企业；第三种模式是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管理更多一些。
中国政府的强势比东亚模式国家更强一些，对市场和企业管理得更多。过去，中国的纯计划经济体制是“无限政府，没有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认识到市场经济对于资源合理调配的重要性，开始缩小政府影响边界，扩大市场作用边界。但是，在国家经济的起步阶段，仍然需要用政府那只“有形的手”把资源调配进不同领域，在领域内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放大产出。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发展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但政府的这只“手”带来的负效应也随之显现，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发展困境。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在任何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要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如果把握好这个度，就能够实现1+1大于2的结果。如果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过度，那市场就会丧失效率，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历史的实践，让人们看清，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焦点，已经不是该用哪只手，而是如何“适当地”使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适当地”这3个字是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摸索，不断在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答案。如今，中共似乎找到了这一答案。三中全会释放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向“有限政府”迈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可以做的交给市场，政府做不了的，不该做的，做多了的都要交回给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政府之手伸向市场不能违背三条规律：一是价值规律。商品价格不应该过度脱离它的价值，价格是在市场供求平衡过程中形成的，补贴和限价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它会扭曲市场的供求关系。二是供求规律。供求关系是由市场需求和供应来决定的，不是由计划人员主观判断来决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两句话，就是“多了刀子砍，少了鞭子赶”，总是“少了少了多了多”那样扭秧歌。三是竞争规律。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最后使消费者受益。
无疑，中共确实拿出了一份雄心勃勃推进改革的书面日程，如果实施的话将给一个僵化的体制带来重大变化。现在习近平将接受考验，看他能否将语言转化为实际行动。接下来的改革难免会面临从地方政府到国有企业以及国企监管部门的抵制。以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前一届领导层制定的许多目标都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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