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改咨询工作箭在弦上，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早前到港从法理层面详细解读普选，显示出中央对2017年香港特首的产生办法已有了较为清晰的框架。除了明确指出特首候选人需通过委员会提名，而非由个别人士提名之外，李飞也再次重申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特首。“爱国爱港”和“不能对抗中央”被外界视为中央为普选定下的底线，但却令不少香港人产生忧虑。原因是“对抗中央”的字眼太过模糊，他们根本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与中央对抗，港人普选在“一国两制”下的活动空间到底有多大？目前围绕香港普选的各派争拗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因此，北京亟需将“对抗中央”的定义清晰化，使港人和政坛各派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争取普选，令政改能够顺畅进行。
早在今年3月，李飞的前任乔晓阳在与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座谈的时候就表明，“将来行政长官普选时，一定要选出爱国爱港的人。爱国爱港是一种正面的描述，如果从反面讲，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又指出，“对抗中央并不是指批评北京，为国家好怎么批评都允许，对内地有些事情‘恨铁不成钢’，提些意见，都是爱国表现，对抗是指互为对手，你死我活。”很显然，京官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乔晓阳也已经把“对抗中央”的总体表现形式做出概括，“你死我活”是矛盾斗争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但是他并没有做出具体的量化标准。
在现实版的中央与香港关系里，很多时候分歧的源头正是由于双方对“对抗”的理解不同。那么究竟何谓“对抗”？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对抗”就是“对立起来相持不下”和“抵抗”。在哲学上，“对抗”是指以剧烈的外部冲突为特征的一种矛盾斗争形式，可以表现为对立、抗拒或抗衡。有时除了指矛盾斗争的形式外，“对抗”一词也可指矛盾的性质，如“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般要通过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剧烈的外部冲突的形式加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是矛盾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这两种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改变斗争形式。如果套用来解释乔晓阳上述的话，可以理解为特首与中央不能有“对抗性矛盾”，但可以有“非对抗性矛盾”。
接下来问题的核心是----究竟哪些矛盾可称之为“对抗”？怎样程度的矛盾算的上“对抗”？“对抗”应该由谁来判定？乔晓阳在3月份的讲话中曾做出这样的表示，“怎么判断谁是与中央对抗的人，是不是中央说了算？当然中央会有自己判断，但在普选行政长官时，首先是由提名委员会作出判断，其次要由香港选民作出判断，最后中央政府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予之任命。”但这样的表述依然不够清晰，在现实操作中能否避免提名委员会与港民及中央判断不同仍存疑义。因为香港的普选不会只是一次，会是今后的常态，那么同样需要“顶层设计”的清晰化，不能只靠“摸石头”解决。北京担心选出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届时中央与特区政府会剑拨弩张，香港社会内部也必将严重撕裂。这样的担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也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却不能以此为借口用自己的主观臆测，将香港一些正常合理的声音定性为“对抗”，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层面。举个例子，如果在内地发生严重侵害民权的案件时，当地政府置若罔闻，甚至将维权者打为“敌对势力”，港人对此大肆抨击并全力支持受害者讨回公道，并且严厉批评中央部门不作为，批评国家体制的僵化。
这种“声援”行为是对中央的“对抗”还是“爱之深，责之切”呢？又比如在中央面对诸如“大跃进”，“文革”，“六四”这样的敏感议题，无法突破历史“禁区”时，很多港人却坚持要想有光明的未来必须要学会直面历史。当他们就这些问题展开独立研究、发表见解，举行大型集会活动悼念的时候，是否上升到与中央对抗的层次？再比方说国家想在香港的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但具体做法不够合理，导致港人产生强烈的抗拒感，又能否算是“对抗中央”呢？如果上面这些都被认定为“对抗中央”，那么普选出来的特首是要禁止还是宽容？如果放任不管是否就成为纵容“与中央对抗”的特首？如果管了，后果就会让人感到“今不如昔”。
其实，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并不一样。因此，中央在保证普选特首“爱国爱港”的基础上，应充分尊重香港社会的民主环境，正确区分“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内地社会的异同，不能简单地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想当然地将一些敏感的灰色地带定性为“对抗”。如果不一早就树立起一条明确的“警戒线”，那么随着普选的临近，社会上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对中央不信任的声音，对香港的繁荣和长治久安不利，想必实非北京所乐见。
但反过来讲，港人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担心自己会在无意间犯了“天庭”的戒条？其实，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三位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虽然出身背景并不相同，但社会公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对抗中央的。换句话说，在不“对抗中央”的前提下特首是否就没有活动的余地呢？事实上中央对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既定政策令特首在管治层面完全不需要与中央作对。香港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传统上被京官所称赞的那种老左派的“爱国爱港”与“对抗中央”的行为之间其实有着很大的伸缩余地，可供不同政治见解的港人充分活动。另一方面，身为一名民选特首，不仅时刻要受基本法的制约，还要受立法会、新闻舆论和民意的监督，他其实并没有能耐或者说本钱“企图推翻中共的领导并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乔晓阳所提到的“对抗中央”。相信乔晓阳和李飞的“对抗中央的人不能当特首”，应该并非为将泛民主派完全排除在外。早在邓小平时代中央提出的治港锦囊中就强调，选择好的政治人物，要以爱国者为主体，又包容左中右，最好中间人士多一些。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2013年5月份会见新民党成员时也表示，并非所有“反对派”人士都对抗中央，充分表明有些泛民主派的成员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选，可以视作中央对香港社会，尤其是泛民当中的温和派释出的积极讯息。
但可惜的是，近两三年来激进势力已成为泛民阵营内的主流，目前看不到有人愿意与中央理性磋商普选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想在2017年香港普选的议题上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就更需要谨慎运用“对抗中央”的字眼，尽最大可能将对抗的行为具体化，为“对抗中央”划一条明确的界线，让那些并非以反对政府为根本目的，而是心系中国发展状况的泛民主派成员明确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定义中的那一群人。
这条更加清晰明确的“警戒线”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对香港而言都是有所裨益的。站在北京的立场上去思考，划清“对抗中央”的界线，并将其作为不可后退的“硬底线”，不仅能够加速温和民主派与泛民激进势力的分化，也有助于打破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的猜疑和敌对思维，最大限度地团结香港社会中一切有益力量，为香港政制稳步向前而携手努力。
另一方面，对于有志谋取2017年特首大位的泛民中人而言，“对抗中央”概念的明晰化将提供给他们一张详尽的“负面清单”。此举不单可以令那些站在宪制对立面，反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激进派的“特首梦”彻底破灭，同时也给那些愿意在基本法框架内与中央理性探讨沟通，传统上被视为泛民主派阵营中的政治人物敞开了大门。相信在2017特首大门的一开一合间，不少窥觎宝座的人会随着中央态度的日益明确而迅速站队，基于理性做出务实的选择。
最后要提及的是中央在将底线量化时应当遵守的大原则。一套公平公正的“明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以这些明规则消弭矛盾分歧，减少不必要的对抗，而绝不能以中国固有政治文化中的“潜规则”划线。在对待那些真心建言者时，政府要展现出自己的宽阔胸怀，排除抱残守缺的僵化思维。因为无论是狭隘地认为“只有自己人才靠得住”的“小圈子”心态，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斗争思维都将令香港纷乱的政治生态雪上加霜。在距离2017年越来越近，港府即将展开政改咨询工作的今天，一条清晰明确，可以将行为量化的底线所赋的含义已经远非特首的“入闸线”这样简单，它更是关乎香港政制发展命脉的生命线。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