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纪委谋篇布局、动作频仍，引海内外瞩目。继中纪委高层提出要取得“反腐新成效”之后，又提出“终身追究”的说法，这些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中共要打一位“大老虎”的迹象和节奏。其实，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与其主持者王岐山变身为以反腐整风为着力点的党建执行人和操刀者，对中共下重手进行刮骨疗伤。其效果亦颇为明显。总结来看，中纪委大体上使用了“五招”：群众化、透明化、法治化、独立化和扩权。
中纪委由点到面、局部重点打击、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拿下16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与一大批“苍蝇”，明显遏制“四风”；官民齐力反腐、官方网站开通，财产公示即将展开，巡视监督公开，是为群众化和透明化；薄案公审公判，“双规”将取消，是为法治化；三中全会之后，中纪委还将促成地方纪检系统的独立，分解地方一把手权力，加强对中央与地方的双向监督，是为独立化和扩权。这些动作，都已为打这只“大老虎”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王岐山变党建操刀者刮骨疗伤
至中共十八大迄今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位接一位高官的落马。根据官方信息显示，截止到发稿前，已有16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或落马，其中更是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蒋洁敏与候补委员李春城与王永春。此外还有一大批雷政富般的“苍蝇”级别官员被密集拍下。其落马速度在三中全会以后呈明显加速之势，一度出现了16个小时之内3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落马的景象。这便是中纪委扛起反腐大旗一年以来的反腐成果，虽然尚达到民众对真正打“大老虎”的预期，但是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声势，震慑了中国官场中早已腐气熏天的官僚集团。
拿下交织在错综复杂权力利益关系网中道貌岸然的贪腐分子，取得如此反腐效果，绝非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易而举，而是需要全盘协动与长远规划。事后分析，王岐山的反腐其实经历了初期依靠群众网络举报官民齐力反腐，取得了全面开花式的良好开局，之后再以四川官商两界、金融领域、中国石油系统三个重点区域定向反腐，由点到面、顺藤摸瓜，纵深反腐。
与此同时，王岐山还祭出两轮20个中央巡视组，分赴各地多个重点单位接收各界举报、调查违法违纪相关问题。此举不仅揪出了如廖少华等“猴子”，更重要的作用是对体制内完成了一次较为全方位的调查摸底，为之后的“对症下药”和建立“制度的笼子”来“治本”提供了条件。对于久病缠身的中共党政肌体来说，局部手术和清除个别“蛔虫”的做法，其效果仍然较为有限。为此，中共不惜向引爆文革的毛泽东“取经”，进行一次全面的官场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力图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监督维护党风党纪为己任的中纪委更是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了整风主角，成为遏制“四风”的一线操刀者。“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后，中纪委亮出了成绩单：查处问题17,380件，处理19,896人。为防“四风”、腐败反弹，每逢中国节日前后，中纪委都会出台严令进行肃纪管束。另外，按照最新部署，中纪委亦将推行新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将出手治理“裸官”。
不过，担当反腐整风执行者的纪检系统内部是否也存在“四风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为此，王岐山在不久前针对性地发起了清退会员卡行动。外界普遍感受到，得益于这些形式各样、雷厉风行的组合拳，中国官场明显为之一新。王岐山在三中后提出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势头的规划，中国官场是否会继续向好，值得期待。
中纪委透明化与回归法治
需要注意的是，中纪委仍然只是一个中共党内组织，这被认为是中纪委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征程中的硬伤。
虽然这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但是中纪委地位和作用的凸显，也必然要直面和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也就看到了，中纪委在一年的运作中，一直试图进行公开化和透明化，并向法治靠拢的趋向。
王岐山甫一上任在反腐初起之时，就提出了“网上的舆论，包括骂起我们都要听”，激起一段网络群起举报，协助中纪委反腐的热潮，取得了突出成果，并为新上位的领导集体争取了民心。虽然不久后网络举报被压制，但是中纪委却延续了其与民合作的做法。在王岐山的倡议下，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开通，公开接纳群众举报，将其纳入规范化渠道，为民间积累的怨气开辟了一个发泄口，并展示了其开明姿态。这一网站其实也是将原先功能重叠的五家网站进行了整合统一，对纪检系统自身来说也是一次规范。王岐山还要求局级、处级官员和科室主任都必须接访。而中纪委副书记、常委等在官网接受在线访谈也已成惯例。
直接受命中纪委奔赴基层的中央巡视组也没有了以往的神秘色彩。在经过第一轮实践后，巡视制度亦迅速被制度化。第二轮巡视组出发前，中纪委已经在官方网站详细公开了巡视组的工作流程和联系方式。过去一年里的焦点议题----世纪大案薄熙来案的审判过程中，始终未见中纪委的影子，其实正是体现了中纪委退居幕后的意向。在陈良宇案等重大案件处理传统中，中纪委一向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也一直伴随着有关法治问题的争议。而在薄案中中纪委的隐身，以及案件的公审公判，被多方视为中国法治的重大进步，这一进步其实来源于中纪委以主动退让为形式的推动。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不久前多位体制内学者表示，按照三中决定规划，中共或将取消纪检系统所掌握的“双规”程序。近期多位涉案官员未被调查却未被处以“双规”的现象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双规”给予纪检机关较大的权力，但是又面临着不符合法定程序要求的尴尬。这一权力的取消对纪检机关来说或许意味着自断“手足”，但是却让位给了法律框架内司法体系内公安和检察机关，无疑是法治的又一次回归。
因此有观点认为，“双规”程序的取消，或许意味着纪检系统将在某种程度上从具体司法操作中抽身，给予公、检、法更多的独立空间。在此基础上，可能的发展情景则是中纪委等纪检机关将不再直接参与基层反腐，以及其他涉及到违法问题的调查审理程序。不过，如果涉及到如薄熙来、陈良宇一级或更高的党政官员，司法系统难以摆脱现实权力羁绊，中纪委仍需有所作为。
中纪委上监中央 下监地方 重组党内权力谱
有观点怀疑，取消纪检机关“双规”权，是否意味着中纪委权力的收缩和下降？其实恰恰相反，中纪委已经处于中共执政以来最为强势的时期，尤其以其操手和重构中共党内权力架构为主要标志。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志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决定全文提到“改革”二字137次，而提到“制度”184次，体现了新领导集体对制度建设和改革的鲜明意向。根据三中后中纪委的表态来看，三中决定第十部分“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即是指派给中纪委，或者说是王岐山。该部分主要包括三部分，除反腐与整风之外，还有“形成科学有效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的任务。
决定指出，将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中纪委已经着手部署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如中组部的监督，加强对兼任省级一把手的政治局委员监督，以及稍早前提出的分解地方一把手权力，使其主要扮演监管者角色，强化地方集体领导的规定。而对于中纪委自身，则将着意“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也就是强调纪检组织自上而下的独立运作，这实现了监督系统从地方权力利益关系网中的脱离，与之前地方政协主席退出常委、法院系统的独立体现了同一思路。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内部的分权制衡痕迹，但正如中纪委所强调的，是一种权力闭环运行系统，而且是一种行政权的内部调整，与三权分立无关。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说此番中共党内地方权力体系重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扮演了决策者和整体布局者，而中纪委则成为了具体操刀者。三中全会后，中纪委不仅负责重组党内权力谱系，而且上监中央、下监地方，其实际权力地位显然大为提升。无怪乎有人提出了“谁来监督中纪委？”疑问。
中纪委的终极定位是什么？坊间早已议论纷纷却难得要领。王岐山在三中后寻根溯源，前往湖北瞻仰中纪委前身中监委10名成员雕像，或许借此表明心迹，即向中监委的靠拢和回归。据悉，中监委实权极大，定义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不论如何，对于中国一元集权式政治架构来说，监督权的真正实现和加强，只要科学有效，都将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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