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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或触发中国第四轮“官员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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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中国人对拥有固定工作的人辞职经商的称呼,其实它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别称叫做“打破铁饭碗”。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初开的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官员下海潮,给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但是随着1994年分税制和1998年起国企改革的进行,国进民退的步伐大大加快,人们又纷纷往国企、往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挤。

一个现实是,当前体制内仍然是中国精英们最重要的发展平台。《廉政了望》指出,体制,仍然是主导中国社会向前的决定力量。因此有理由相信,更多体制内的精英走出体制,这种充满竞争性的自由流动,对释放社会的活力是大有裨益的。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文称,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并且本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提倡节俭、财产公示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甚至有调侃称,目前是“官不聊生”,预计疯狂“逐官”的现象或在未来几年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上述举措也有望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即类似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官员下海从商一样,或将引发新一轮“官员下海潮”。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中,“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为什么要强调三中全会这个重要节点呢?

首先,三中全会在理念方面将市场的作用空前强化,首次表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比于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个重大进步。

其次,国企改革同样超出预期,未来国企改革将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将减少未来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引发国有企业整合潮,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

再有,三中全会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如能切实落实,也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员流动,确实也有可能会引发“副作用”。《民主与法制时报》称,拿金融官员来说,监管层与业界存在着内生的紧张关系,妥当的距离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基础,但历史渊源和两者之间的“双向流动”,却可能让关系保持得过于“紧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法院的做法。比如,法官法和律师法规定,法官离职当律师,被要求两年内不得出庭,终身不得作为律师到原任职法院打官司。

政商间的猫腻的确大量存在,今年的蒋洁敏案和刘志军案仍叫民众心存余悸。想要消除对“政变商”的疑虑,首要办法当然是透明。《了望新闻周刊》指出,一个离职官员,其在职时握有哪些具体的权力,新入职的行业和这些权力究竟有无关联,如果不在透明中得到厘清,一个官员的辞职从商是否会给同行业竞争对手带来意外的压力?

其次则需要立规。官员“下海”在美国等地的确“非常常见”,但这种“非常常见”既以权力清单毫厘不爽、公私领域泾渭分明为前提,更建立在以强有力的规则为约束的基础之上。

只有人才流动更加健康和有序,社会的活力才会得到真正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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