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复旦大学成立全球首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复又开始升温。这也是时隔四年之后对该模式的集中讨论。美国部分媒体认为习李还是在延续“政治收紧，经济放开”的中国模式，只是习李试图将中国带入中国模式的加强版。而乐观派则认为，中国模式论改头换面后再次出现，预示着中国模式已经克服了此前的诸多后顾之忧和恐慌，习李也不再避讳中国模式附带着的系列“疑难杂症”，是道路自信的直接反照。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首先是苏东剧变的影响。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一个捧杀一个唱衰。中国历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继续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事实，使得此类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和观点外溢最终不攻自破。
其次是举国体制的影响。中国模式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恰逢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但经历过了数次凭借“举国体制”创造的奇迹后，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肯定和赞扬声潮。最后是与华盛顿共识的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
就在中国模式的成型看上去天时地利人和之时，官方媒体却采取了慎提和降温的策略。传递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也有观点偏右的智囊型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其实是对中国经验的误读。但是经验并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也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彼时人民网旗下《人民论坛》发起的一项“民众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调查，结果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60.2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民众认可的中国模式之六大关键词是：改革、发展、渐进、开放、试验、稳定。而留下的诸多疑团也是一箩筐：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西方模式能否振兴？如果西方世界再次崛起，中国模式会不会失去反衬的参照系基础？是否会受到其他模式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中能否产生另一种模式，并且使中国模式黯然失色？时隔四年之久，中国模式论卷土重来，看似与以往没有多大变化，既有悲观派的陷阱论也有乐观派的自信论 ，实则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调整。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李班底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开始执政。习近平负责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即提出了包含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三大自信”，在七常委第一次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畅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围绕整风、反腐的一轮接一轮风暴接踵而至。可以说，习李时代，更准确地说是习近平的时代，从一开始就毫不避讳中国模式附带着的诸多“疑难杂症”。他的理性主义色彩，无意中将中国模式的悲观派所顾虑的现实主义成分刨除掉。
与四年前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中国模式论不同，现如今对模式论的讨论更多地向政治体制倾斜。
《北京之春》主编，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胡平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还是在延续着“中国模式”。“总的来看，可以说是习近平将原来的中国模式进一步的强化，那就是政治上进一步集中全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与此同时，在经济改革上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在反腐问题上，遏制官场腐败问题上，似乎也打算有一定的作为。”其中在政治上进一步集中全力的部分，与萧功秦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之改良，以及吴敬琏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出一辙。
对中国模式最为激烈的质疑，来自于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9月，福山在题为《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模式一大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当然，福山最为引人关注的论调当属“历史终结论”，也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也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中国国防大学制作的上下两集内部爱国教育片《较量无声》中，还点名反击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目前执政层和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以带有过渡性质的“中国道路”取代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不能否定中国模式论的卷土重来，或将意味着中国话语权有再次突围的诸多可能。比如15日发生在新疆喀什的暴力恐怖袭击，西方媒体抱持着双重标准对中国官方的定性不予理会，竭力为恐怖分子开脱辩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崛起后，美国的邪恶用心自然无处遁形，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世界警察角色也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从这个层面来讲，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之要务，不只是单纯地在既定框架内研究中国发展模式，而应该更多地在夺取话语权上下功夫。比如利用大众传播，让社会舆论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教育、引导与培养中国下一代年轻人更加客观、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与差距。此两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所提议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的必要途径。
习李上台至今，舆论对新政的寄望如同坐上了过山车，有急速飙升也有急转直下。朝鲜“摄政王”张成泽被公开处决后，人们一边戏谑着朝鲜之世袭制和专制体制 ，一边颇有暗合之意反诘着中国之一党专制。面对卒不及防的舆论风波，中国官方采取的策略往往是理念的强行灌输。比如利用官方喉舌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鞭笞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殊不知，此种夺取话语阵地的做法只会让边缘群体滑向另一边，对重构话语权并无裨益。
在中国过往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思想很单纯，人们对结论的重视远甚于对论证过程，使话语表述简单化。所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振臂一呼时，广场上数万手持着红宝书的红卫兵就异口同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至于毛泽东能不能活一万年，如此将一个人推上神坛的做法合适与否，没有人去理性思考和具体论证。正如有一首老歌，为了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复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结论在歌曲中反复强调，而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好、为什么好，则成了被弱化甚至忽视的内容。时至今日，当类似的场景在邻国朝鲜上演时，人们只是将其当做一出出闹剧和滑稽剧在观看。也就证明了靠意识形态维护执政合法性早已经行不通。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能不能适时捧出这份万众瞩目的“礼物”，还得看在握有加强中国模式权柄的当政者有多少实质性的作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