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时节，香港特首梁振英展开每年例行的赴京述职行程，期间分别与习近平、李克强与张德江三位中央领导人会面。其中在港人最为关注的特首普选议题上，习近平特别提及香港政改需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框架内“务实讨论，凝聚共识”。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落闸”将公民提名方案排除在外，也意味着泛民主派若想在2017年的选举中继续扮演关键角色，就不可“叫价太过”，而是需要在中央设定的游戏规则之下提出具可操作性的方案以供讨论。
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首次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的民主选举意义十分深远，无论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香港市民乃至全球华人都充满期待。鉴于这块民主试验田的重要性，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见梁时特别指出中央真心实意推动特首普选，意在为香港政改咨询工作的推展定下良好基调。但毕竟建政以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试炼，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香港普选的态度极为谨慎，从反复重申基本法与人大决定可以看出北京“防患于未然”，确保选举不出差错的意图明显。习近平“务实讨论”的说法也清晰反映出中南海仍然希望在自己主导的方案和方向下进行相关探讨，而坚持宪制框架就是中央的底线。中央政府明显并不想见到香港民间出现各种“天马行空”的意见，被泛民阵营认可的公民提名因不符合《基本法》当然亦包括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只是各说各话，或是为了狙击执政者占据道德高地而被某种价值观所捆绑，那么普选的落实最终只会变得遥遥无期，而那些游离于《基本法》大框架之外讨论政改的人也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政治结果。
《基本法》第45条明确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并无提供其他选项。“公民提名”于法无据，注定是一条死路，特区政府也肯定不会接纳将其呈交中央，而任何违宪的讨论亦只会使政改咨询陷入无意义的争拗。一些温和派的泛民人士心中其实并非不清楚这一点，一路以来也研究出一些他们自己认为“务实”的普选方案，试图将中央眼中距离《基本法》颇远的公民提名与合乎宪制的提名委员会中和，降低方案的敏感性，民主党最近提出的“三轨提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在他们的认知里，一个有竞争的选举似乎必须包含“公民提名”的因素，这其中既有泛民阵营里激进派的绑架与施压，又有自身对“务实”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偏差。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解读习近平讲话时称“务实”意指不要被自己抱着的想法左右，互相尊重才能达致共识。而在中央高层对香港政改的大框架已经很清楚的情况下，试图另起规则玩一套自己设计的游戏正是一厢情愿的反面教材。泛民如果心怀侥幸，指望一个含有违宪元素的提名方案可以过关实属异想天开，而希望借此“逼宫”更是打错了算盘。如果说之前他们尚且能够抱有一丝幻想，那么如今北京明确“落闸”，任何有关“公民提名”的研议都已成为无用功。对于所有真心想让香港政制向前迈进的人来说，与其继续在这一问题上无谓纠缠，还不如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提名委员会民主成分的提高上，在游戏规则内切实争取自身最大的利益。一个纯粹的反对派当然可以置身《基本法》之外去高喊一些口号式的诉求，但面对普选的诱惑，几乎没有人相信泛民的目标会止于此处，更何况他们口中“有竞争性的选举”也未必要与公民提名这一方式挂钩。在香港特首普选的问题上，的确需要更多的泛民人士加入讨论，包括提名委员会的产生与组成、选民基础的扩大、提名候选人的步骤、行政长官普选的投票安排以至中央的任命程序及特首的政党背景等问题通通都可以纳入范围。不过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应该是具实质性意义且可操作的，否则就违背了务实精神，一切方案都只是空谈。在普选离香港越来越近之际，政改咨询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场智力游戏，考验参赛者智慧的时刻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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