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一度被视为农村土地改革、农民土地确权、大力推进城镇化的信号之一。但现实中，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作注脚的却是强拆、血拆和暴拆的频繁发生。就在上周，两起“以身祭拆”的案例分别在河南与福建上演。这些弱者原始粗暴的反抗与肉体悄无声息的陨落，都试图敲响中国通往城镇化途中底层社会个体生存悲剧的警钟。
从拆迁到抗拆
12月20日下午3点30分左右，中国河南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义门村33岁的村民王国凤因不满意区政府对她家的养殖场强行拆除，当场喝下农药。据了解，王国凤的养殖场2007年建场，地点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有村委会和镇、区两级政府的合法用地手续，总投资150万元，至今还有近60万元的外债没有还请。但即便如此，王国凤的养殖场还是在没有任何拆迁协议的情况下被强制拆除，而强拆的原因是马村区招商引资要建一个商贸城，需要占用她家的养殖场。
与河南王国凤的遭遇一样，余吉星是一位来自福建政和县41岁的农民，他试图被推土机轧死，遭劝阻后，拿汽油泼身自焚身亡。家人称，其自焚原因或与征地有关。当地政府则表示，死亡原因系生活和精神压力大。据了解，死者余吉兴性格内向，目前陷于征地纠纷，失业、经济困顿和负债中。余吉兴生前曾在一份名为《请求遏制铁山镇政府强行征用大红村源尾小组八十亩耕地报告》的上访材料中，与多位村民联合签字，表示希望不要征用这块农田。
这些个案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尤其是王国凤的自焚，更是将自己的身体端上了制度检讨与反思的“祭台”，再次让沸腾的舆论对暴力拆迁发出了集体声讨。法治社会，原本对于任何社会冲突都应退守法内途径解决，“以暴制暴”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公民所选择的维权方式。无论是手持利器相向，还是以自焚相挟，莫不是采取了极端化的暴力手段对抗执法，并非现代法治所提倡的行为导向。但在与公权的对抗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公民个体宁愿选择“以命相搏”，足以折射制度框架内利益疏导机制的某种梗阻，以及背后整个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恶化。
农民的权利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但现实中，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补偿中引发的农民权利受损案例不胜枚举。最近的事例来自河南和福建，再往前推因征地拆迁补偿而引发的各类社会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不可否认，资本下乡对农业发展有利，但土地资源紧缺，企业大规模租种农民土地的冲动，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的政绩、利益冲动媾和，却可能成为农民财产丧失的推手。
如果农民的土地可以被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集团随意调整、侵占、剥夺，他的权利就很难实现。眼下在很多地方，在征地拆迁上，并没有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利。很多中国的地方政府似乎不明白，尊重农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农民的财产权和其它权利如果得到突破，就可以破解农民增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权利保护、农民参政议政、农村社区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多年来的施政目标，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民主政治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也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
“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流传下来的观点，然而在日益紧凑的现代化时代，对于背井离乡追寻梦想的人们，却不得不将厚重而浓烈的乡愁装进行囊，将思念寄托在春运时一张薄薄的车票上。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小城镇人口曾占总人口的27%，至2010年已下降到20.7%。
而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三个“剪刀差”正加速农村人口外流：福利待遇城镇好乡村差、收入水平城镇高乡村低、生活条件城镇好乡村差。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破除了这三个“剪刀差”，乡愁才能更有寄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要素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这是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等的突出表现。20年后的中国仍将有大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某些“去农村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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