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曾被认为“政法委沙皇”的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成为改革开放后被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作为曾经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周永康案的处理也远比包括薄熙来等一般党政高官案更为复杂重大，或许只可与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捣毁和审判江青及其“四人帮”团伙比肩共论。江青曾被外界称为“红都女皇”，而自毛死后的1976年至1980年，对其案的筹划、行动、公审和宣判延绵4年之久。
如果说江案中因为司法人员多受其迫害冲击而使司法公正难免偏颇，而此次处理“政法委沙皇”周永康，却面临着公检法系统都曾隶属于其本人，可能要由下属调查审判上司的尴尬局面。这两种极端情况对于审理来说都是难题。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标志着周永康被问罪追责已不可避免，但是现在政法系统究竟还有多少个李东生？外界疯传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等人是否也是“沙皇”臣僚？贸然审判这位曾掌管国安的“大老虎”是否是产生意外危及国家安全？这些都是决策者需要考虑解决和观察者需要理解的重要问题。
周案已定迟迟不发将成持久战？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后院起火是在约一年半之前的薄王事件突发之时。因为力挺涉案人薄熙来，周永康不久便在政治活动中明显转向低调，导致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受到高层施压甚至提前交权。稍后在中共换届的十八大中，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被从政治局常委中踢出，而周永康的心腹干将李春城更是应声而倒，稍后便牵出一场波及周永康曾治下四川政商两界、中石油与政法委的连环官场地震。
如果说中纪委之前拿下李春城、蒋洁敏、郭永祥这些在政府系统任职官员要是外部围剿的话，那么在稍早前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可视为对中央政法委内周永康势力攻坚战的一次实质性推进。这些显著动向无异于向周永康直接亮剑，拿他为新领导集体祭旗立威的意向已然明朗。
在此背景下，海内外也形成了一致讨周的舆论场 。即使是禁忌甚多的中国国内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打擦边球式的报道。虽然没有明显踩到红线，没有提及周永康之名，但是在一些观者眼中，这已经无异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语”。不仅如此，中共官方也做出了“无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这样类似破除“刑不上常委”的政治宣示。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社会景象与30多年前中共中央处理毛泽东第四任妻子江青及其“四人帮”团伙旧事极为相似。事实上，两案具体情状与政治环境的相似性，使得对江青案的处理手法对周永康案也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周永康与江青二“皇”的审理难题
江青与周永康在外界拥有着相似的名头，分别是“红都女皇”与“政法委沙皇”。两称号中的“皇”字体现了二人极高的政治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力。江青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江青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和精神领袖毛泽东，也被认为是毛泽东死前十数年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文革过程中，江青甚至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联名颁发党政文件。
江青通过与三位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组建“四人帮”，再加上康生、谢富治以及现今仍然保持较高现身频率的毛远新等人，以宣传部门为根据地，以毛泽东的名义组织或引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打倒或冲击了一大批中共党内高级干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均未幸免。在此过程中，曾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多次批斗和暴力迫害，最终悲惨死去。
而在中央以下，各类政治运动亦风起云涌，各地群众被广泛动员进行文攻武卫，一时间派系山头林立，相互殴打甚至是直接枪战，死伤民众难以胜数，包括许多十岁左右的孩子。对于文革之过，当时中共第一实权人物毛泽东确是其罪难赦，但是江青所作为主要鼓吹者和操刀者也同样需要担当重要责任。
有知情者称，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整人无数的一个结果是，在着手对其调查审判之前，中央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公正客观地进行司法操作的官员。概因司法机关早已陷入瘫痪，大多数人都曾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并对江青怀有较为强烈的反感和敌对意识。在当时的电视转播过程中，播音员讲稿也充斥着十分浓重的义愤填膺和同仇敌忾的情绪。
因为中国政治的一元化和集权属性，使得整个党政机关及其内部人员都产生了同进同退的共振关系，他们也不能完全撇清与江青和文革的相关性。江青在被审现场曾高喊出“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以此来驳斥司法人员的合法性，一度使公诉和审判人员尴尬不已。
这一现象在今天虽然有一定的改观，但整体上仍然被延续了下来，也成为在处理周永康案时需要迈过去的一道槛。更需要注意的是，周永康的职位正是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在统筹领导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的司法工作。公检法高层内部的人事组织调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接上司周永康。因而就难以避免存在某种任人唯亲、利益交易等行为的产生。而且，正是在周永康主持政法委工作期间，政法委系统在舆论场中获得了“独立王国”和“第二中央”称号。
那么，现在政法高层与周永康还存在多大的关联？在调查审理周永康的时候，是否要用他的旧下属来审判他呢？如此的话能否防止出现某种有违司法公正的偏失？在公检法高层尚未出现大变动的前提下，也很难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肯定的答案。
叶帅四语或成“倒周”指导方针
在30多年前那场捣毁江青团伙改革中国命运的紧急行动中，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叶剑英当时曾提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和“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4个短语，可谓是行动前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四个阶段的概括总结。这些思想其实也可以套用在当下“倒周”行动之中。现在来看，前两个阶段大体已经已经就备，第三与第四阶段同时并举，但仍在进行之中。
像处理江青团伙一样，如果要真打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也需要尽量完全排除其爪牙，避免局部不可控的反弹。因此，在将其纳入司法调查审判程序之前，其实也需完成在各个程序中的组织人事安排。不久前，周永康的老部下，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落马，意味着这场行动已经在攻坚时打开一个豁口，也是操刀者的一次重要的排兵布阵。
与薄熙来案不同的是，当下公检法全套司法系统实际上都与周永康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甚至可能是某种利益关系，也不排除其某个负责人也是周永康麾下人马的可能。除李东生外，正在政法系统中还存在着多少个“李东生”？此前已有新闻《梳理周永康五大心腹高官》认为，从周永康时期上任至今的负责起诉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已经多次在舆论场中“中枪”，被认为与上司周永康关系匪浅。坊间有尚未证实的传言称二者现任妻子均是来源于已落马的李东生的牵线搭桥。其实，即使没有这一层关系或内幕，由曹建明等原下级来调查周永康这位老领导，也很难避免某种偏颇，外界也难以信服。而在“择将臣”的阶段进行排兵布阵，显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还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知晓并握有很多国家机密，如果不能防止机密外泄，贸然开审也风险极大。江青在公审时公然咆哮撒泼，不时拿毛泽东旧事、私事压人的现象自当深以为戒。司法审理则需公开，但是又不能完全公开，这也考验着中共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其实，薄熙来案的半公开式公审，已经提供了一次尝试和锻炼。
约30年前，中共高层华国锋、叶剑英与汪东兴三人在短短5天内完成了决定、筹划、组织和实施逮捕，但是在4年后才正式将其审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江青案牵扯甚广，意义重大。而周永康案也不在其下，但是不论如何，义理所在，箭在弦上，对周永康的审判或早或晚，都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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