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一波“公务员养老问题”的争议又吸足了眼球。《人民日报》1月6日发表了《海外公务员退休待遇比普通人高》专题文章,罗列了美、德、日及香港地区的“公务员待遇较普通人为高”数据,借以替我国提高公务员待遇舆论造势,引发了不小的舆情波动;8号该报又发表一篇署名商旸的《公务员养老,制度并轨不是平均主义》评论,以其为公务员喊冤叫屈的“公平”说教,再次引发民间的轩然大波。这两篇文章出笼,明显站在强势群体立场上发声,遭遇网民的劲砖猛拍也在情理之中了。
说来《人民日报》名声不佳。风雨几十年来,随政局波动充当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在宣传教育和新闻报道上忽左忽右,“主旋律”可谓猴儿脸变化多端,不但搅乱了国人的正常思维,而且自打嘴巴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悖论,因此引起国人的强烈龃龉和嘲讽早已见怪不怪。而这两篇“奇文”,又把该报的背后立场,再度展现在国人面前,真真认识到这家巨无霸报纸的是非道德标准的无底线。
如果说《海外公务员退休待遇比普通人高》一文是羞羞答答的探视,那么,商旸的《公务员养老,制度并轨不是平均主义》评论(以下皆称“商文”),就是赤裸裸霸道的“强势真言”,就很有必要与其扯淡一番。
商文说公务员养老,一些人觉得不公平“主要在两点:制度双轨,待遇偏高”。此话不假。正是我们的“养老双轨制”弊端,在导致今天这种民怨鼎沸和被动局面。
何为双轨制?源头“双轨制”一般指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特殊时期对某同一事物所采取的差异操作手段。这种“双轨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表现较为普遍,由此波及一些多层面的“双轨制”附庸应运而生,如我们谈的公务员与职工的“退休金双轨制”等等。“双轨制”在一些民主法治相对健全、经济秩序相对稳定的社会通常不会出现。即便有,也不会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而且多为科技军事信息等方面的特例。而热衷“双轨制”的,往往是些人治大于法治或市场转型国家常有的畸形现象,实质凸显的是政治特权和社会歧视的社会不公,是一种强行维系特定时期一部分人利益享用的指令政策。从这种角度看,我国的公、工实行的养老“双轨制”,就是典型特色下滋生的特权怪胎。善良点说,是一种均衡两种不同意见或力量的无奈妥协,是特定时段的采取的折衷的权宜之计;难听点说,就是利用掌控的公权力强行退出的一种维护特权利益的掠夺。目前争议的“退休金双轨制”,就是特指对不同用工性质人员所采取的不同待遇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说到底,用传统观点分析其纷争的焦点,还是个“为谁服务”的立场问题。
历史和现实看,我国的“退休金双轨制”,是官本位惯性的传承,是特权自控的“特供”,是对离退干部体恤安抚的“赎买”,也就是官民在物质分配上的等级差异。譬如两位同工龄的公务员和工人退休,因职务高低地位贵贱,公务员退休金由政府财政拨款发放(包括其它特权单列待遇)、退休金工人下放街道领取(干巴巴再无其它待遇),二者享受的退休待遇相差很大令人咂舌,这在国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而且更被人抓为口实的尴尬,是它严重违背了先进组织自身的服务宗旨和对人民的历史承诺。
近几年,社会两极悬殊差异已引起国人的关注,而公务员养老待遇的偏高,不但引起国人的愤慨,也引起全国各级“两会”们的热议。而数据曾显示,国家的养老储蓄金早已不堪重负,仅2012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我国14省份2011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这个警示再度引发对于“养老金双轨制”争论的高潮。因此不难看出,我们分配不公的“退休金双轨制”,与国外相对合理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完全走的不是一条道。
坦率讲,千年历史和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历来习惯于对强势和权力心存敬畏,羡慕权力带来的好处和光宗耀祖面子,梦想捷径发财改变窘境;但对官员的特权和强势又无可奈何,所以有对“官”既爱又恨的复杂暧昧心理,这也是为什么国人愿意当官和“官本位”有市场的缘故。历史看,某些疑似的“双轨制”国人尚能接受,比如“打天下者劳苦功高”的开国元勋搞点特殊可以理解,一般没有太多质疑;但和平环境里的官员仍对这种“双轨制”沿袭,尤其是是一些贪官庸官昏官的无为无能、阿谀逢迎、跑官买官和横行霸道等劣行,让觉醒的国人难以容忍这种“一概而享”的无休止“特权”世袭没完没了。当这种享受“双轨”优厚待遇与办事效率粗暴低下,与大多人的工资待遇养老金超低形成巨大反差超越容忍底线时,就会转而对这种特权的“双轨制”萌发强烈的反弹。而这些年一些地方假借公权力为自己或集团谋私利的“规定”无法无天,早已把人们的不满怒火点燃起来。此刻《人民日报》不知深浅不识时务,再借国家公器发文发飙为公务员待遇鸣冤叫屈,无疑是火上浇油的自讨挨抽。
商文也承认“在养老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同的制度设计。公务员是一套制度,企业职工是另一套制度。前者财政出钱,不用自掏腰包;后者财政不出钱,由企业和个人分担。制度性的不平等,容易造成职业壁垒,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有时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弊端,那么这种极端不公的特色“双轨制”,是不是早该废弃重新调整公平公正“而今迈步从头越”呢?
这是个关系到两大力量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权力强势热衷、社会各层博弈。的确很耐人寻味。
商文认为:“从长远看,应当将公务员纳入到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和企业职工一样,单位和个人都出点钱,逐步实现制度并轨,体现社会公平。”那么,商文提出“从长远看”的含义是什么?难道“从目前看”,我国公务员的待遇,会远比职工低难以养家糊口?显然,商文的措辞的确有点扯淡。
商文还故作深沉状“出点子”:“又要体现制度公平,又要体现职业差异,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也有办法。我们不妨在基础性养老金之外,设计一种补充养老金,适当拉开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差距,体现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这种补充养老金就是职业年金,通过这一制度,可以实现公务员养老金的相对稳定并维持较高的水平。”
不错!我国的公务员自打《公务员法》出台之日始,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就该考虑是否在公务员内试点“补充养老金”,遗憾的是没人提及,说明制定政策法规的人,只考虑到国库的“出”而没有考虑到自己腰包的“掏”。所以要显示一视同仁的社会公正,我看商文的“补充”二字应该去掉,直接采取与职工同轨同等措施,反倒显得更理性些。看看我们公务员总的队伍素质现实吧,就目前远不具备与国际接轨享受所谓“高待遇”的资格。当然,要搞养老“双轨制”,我看还是等公务员机制真正打破机构冗员提高效率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后,人民满意了主动宽容了,再谈“补充”“优惠”、适度考虑“高待遇”也不迟。道理很简单:干事特低效、争利却高效,世上哪有这等滋润好事?这是后话----绝不是现在!
《人民日报》新年开初急于抛出“我国公务员待遇不公论”,显而易见是站在公务员强势立场上,没有考虑我国公务员素质现状的国情,昏头昏脑把自家的“公仆”水准错当成国外公务员水准的同一起跑线上衡量了。因此竭力推广赏识国外公务员制度问题上,必然产生“从国外经验和国内香港等地做法来看,公务员的养老金一般也要比从事其他类型经济活动的人口更加优越”攀比亢奋。商文即为代表作之一。
对照我国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我国现行的“养老双轨制”待遇差异人们完全有充分理由呼吁打破。
一般说,作为国家公务员及参照其系列的某些事业编人员,多为吃财政饭即通常所说“吃皇粮”的人群,这类人群越多财政支出就越大。尽管这些年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国家采取相对进步的“公考”形式吸纳人才。但历史痼疾和世袭惯性远没有消失,各地“公考”也出现不少以权谋私的“萝卜招聘”、“千里马”被“瘸腿驴”顶替的“逆淘汰”等等的猫腻。我国公务员由于缺乏公平机制和监督机制,很难真正做到西方国家那种“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制。现实是,一个人踏进公务员门槛,只要不犯错误不主动离职尤其是不犯“路线错误”被处置,哪怕是昏官庸官酒囊饭袋,都可挨到退休享受终生待遇,甚至“下雨淋也该淋个科长处长”受用笃定的退休职务待遇。而常年的“只能进不能出”的机构臃肿冗员,必然导致每年退休半退待退闲置的公务员大批丛生、“新鲜血液”熙攘盈门急于上位、大量“临时工”被招用充当“下手”……我们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早已突破一个国际N千万国家的人口。这些逐年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不但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这里还不包括“三公”消费等腐败、“政绩工程”和“交学费”的浪费、渎职失职的损失等等的损失),更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消弭人们一度充满的期待。你说,我国的公务员待遇与企业(非垄断国企)职工对比,到底谁为国家奉献大索取少?为何我们总天平往强势倾斜“饽饽总往油里滚”呢?
如果敢与重视事实,在许多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待遇,并非存在像我国公务员只享受不投入的那种体制弊端。商文宣称“从国外经验和国内香港等地做法来看,公务员的养老金一般也要比从事其他类型经济活动的人口更加优越”,目的无非只有一个,证明我国公务员待遇比老外低,却根本无视我国公务员机制和素质现状的弊端特色,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犯了简单机械论判断问题,是典型的形而上思维在作怪。如此“喉舌”,谁还敢相信有几句真话实话?
毋庸置疑,实际上《人民日报》连续两篇“奇文”所攀比的国外公务员优厚待遇,也是该报避而不谈我国特色的“各取所需”实用,甚至有故意或无知曲解的嫌疑。
商文说:“从长远来看,应当将公务员纳入到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和企业职工一样,单位和个人都出点钱,逐步实现制度并轨,体现社会公平。”但它又笔锋一转,却一句“制度统一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养老金待遇上却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的否定。原因是什么呢?
商文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制度统一是改革的方向,但在养老金待遇上却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
商文这样说,表面旨在告诉人们:公务员可不是一般的群体,就该给他们高待遇呵护着哄着像捧“瓷娃娃”,以免待遇不好动辄蹬腿甩木棺乾坤倒转“地球就停歇了”。然而内涵再明白不过了,是在对我们一贯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公仆”制度持有怀疑态度,是对“我们的干部队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公然否定,是公然把公务员降格为“比群众还落后”的无赖和刁民。我想有良知公务员同志也不会答应商文污蔑滴。呵呵。
为了证实享受“高待遇”的必然性,商文还有充足“理由”:“一般来说,能考上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也较高,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非要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和蓝领工人水平一样,对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公务员来说,是否也不公平?”
这又是在新时期兜售“读书做官论”的老调,是“学而优则仕”沉渣泛起的推手,是对建立“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的亵渎,是在鼓吹“特权利益存在”的合情合理合法的翻版,有意是在制造社会新冲突和阶层对立。人们不得不反诘:难道艰辛劳作几十年的一线职工农民,与公务员待遇拉成低档次,就他妈的公平了?如若如此,还真是在制造商文自己所说的可怕后果,“制度性的不平等,容易造成职业壁垒,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有时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哩。
国家出台的《公务员法》第二章第十二条,早就规定了公务员应履行的9条义务,足以证明公务员应该高于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如果现实的绝大多数公务员能像商文所言,因待遇不公“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的话,我看这样的歪瓜裂枣“公务员”就不必送瘟神了,还是敬请随便哪里发财哪里去,早点滚蛋为妙。
以上算我也他妈的扯淡,下面冠冕堂皇说人话----
我们通常习惯自诩,我们的干部或者说是公务员,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时髦点说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际上,我国某些制度性的弊端,导致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丑相随处可先。很难想象,一个过重看好权力并懂得“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官场氛围,很难能有突破沆瀣一气大染缸的禁锢,去打破浑浊释放清新空气营造一种正能量的政治文明,更遑论能打破与领导保持一致的“驯服工具”和“集体无意识”的铁屋子沉闷了。一旦进入官场得到权力好处,某些人性立马就得随潮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欣赏趋之若鹜“公考”热门风景的动力、出现那么多“老虎”“苍蝇”的根本原因。如此龙沙聚下的杂牌队伍,何以有脸再埋怨自身待遇不高的理由?
既然《人民日报》钟情西方公务员养老高待遇,这里不妨也简单比较西方一些国家公务员与我国公务员的迥异(我国的大家都懂的,简单带过):
综上所述,你还觉得我们的“公务员待遇低”、“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句人话么?不对“养老双轨制”实施刮骨疗毒大手术,只能是制造更大的社会不安。所以目前最迫切的,就是立马终止养老“双轨制”,更别指望寻找什么理论和事实做自我辩解的依据,来与国际接轨捞取更大特权。不这样做,事情只能变得更糟。
看来“做好新老制度衔接”,不是以此要挟“力求平稳顺利”的借口,商文最后并未说到点子上,只是维持现状的理由,含义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起码目前“养老双轨制”不能变,还要故作对今后公务员的待遇“不公”而“忧患”状。
诚然,既然要讲“国情”“特色”,就不能一概而论去侈谈什么“与国际接轨”,更不能采取对己有利就“国际接轨”、对己无利就大讲“特色国情”的盲动,更不能有意去搞卑劣的“扬弃”实用手段,攀比国外先进制度为己寻找片面、不堪一击的伪证。这是个起码常识,更是个为人的底线。可这些ABC,在高端的《人民日报》的商文里却见不到丝毫影子,通篇尽是“特权利益”的无良辩护,难免让人耻笑。
总之,商文貌似“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产生新的不公”的话语,反证了它在实践着这对概念的偷换。按其做法行事,也只能“产生新的不公”的纷乱。从这种意义上看,商文无疑是在制造混乱,有意无意挑动了国人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在做无事生非的蠢事。
商旸的话语柔中带“狠”,让我想起历史上那位与其谐音的“法家”商鞅来。幸好这位玩儿文字游戏的“商旸”不是制定酷法的商君,还是值得庆幸的。我不知道这位“商旸”先生,是否就是《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的那位“年轻有为”、经常下基层调研的“名记”同志。如若是,我可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人能底气十足活跃在人民日报心脏。倘若真是“相对象”,那可真是《人民日报》的不幸哈。
列宁曾有段名言说:在市场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叫卖得最凶的,往往是想尽快把破烂推销出去的家伙。看来老列同志这段话,用在《人民日报》几篇为公务员待遇“不公”鸣冤叫屈的“奇文”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难道不是么?
悲哉!人民日报----终于,新一年让人看到一点希望的“开门红”,就让商文这番最无耻的话给早早搅混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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