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左右派之争一直以来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他们争论话题的嬗变基本可以推断当下中国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右派将普世价值、民主法治奉为金科玉律，认定中国只有走宪政民主这条道路才有出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将中国模式上纲上线到“唯中国是从”的地步，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意在渗透和颠覆中国；凡是中国的，才是人间正道，才是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之路。
作为“红二代”的秦晓，是普世价值的坚定拥护者。虽然他的“问题之争”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但身为昔日招商局的掌门人，其背后还是附带着很大成分的“利益之争”。据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因秦晓的“自由派”理念越过了中共可以容忍的红线，所以已经被内部隐秘处理。比如已经出版的书籍被收回，尚未出版的书籍停止印刷出版。
与秦晓的“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不同的是，官方理想的也不是问题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意图通过占领人们的思想领地，直接将某种意识强行灌输给公众，进而将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不久前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上下两集内部爱国宣传片《较量无声》，就是最好的说明。官方出品的这部猛片，直接撕开了中美在国际社会中非公开较量的面纱。加上所披露内容的轰动性和语言表达的耸动性，完全有理由预判：如果这不是敲响颠覆中国的警钟，或许就是在敲响美国梦破灭的丧钟。此片最终被叫停，据悉是高层直接授意，也意味着意识形态之争太过火也绝非中共所愿。
该片上集显然没有直接回答这类核心问题，而是主要围绕中国如何攻坚克难、实现突围、快速发展铺展开来。紧随其后的下集，通过深度揭秘美国颠覆中国的“五条战线”，敲响令围观者振聋发聩的警钟----其一是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其二是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其三是思想渗透：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其四是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其五是社会渗透：积极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总而言之，美国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在为颠覆中国增加筹码。
不管是秦晓的“问题之争”，还是国防大学爱国片传递的“利益之争”，都不过是左右派争论的一个剖面。或者说，前者的“问题之争”是左右派思想交锋的初级阶段，后者的“利益之争”才是当下大辩论时代的高级阶段。“初级”和“高级”之差，并不由字面意义本身决定。相反地，停留在初级阶段的问题之争，才是思想交锋本该有的成色和底蕴。现如今，面对利益纠葛和权钱色诱惑，贴着鲜明左右标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处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是经过包装后的“产品”，而非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或是出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
长期以来，左右派的角力和相争火药味十足。左派的大本营为“乌有之乡”，右派虽然不如左派集中，但吴敬琏、张维迎、秦晖、王占阳以及胡星斗等，作为右派中的标志性人物，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进入21世纪，扛着自由主义大旗的右派以及从左派发展而来的新左派，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争论，而是转向实际行动。比如在维权事件中，到处可以看到右派的身影，他们天然地把维权当成自己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延伸，从而使维权活动具有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理性抗争、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诉求特征。
比如孙志刚案件、盲人律师陈光诚维权、上访民众被关进黑监狱等。
鉴于最高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们，大多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有分析认为，右派口口声言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不过是一场空对空的零和游戏，亦即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前一个理论没有生活经历作为支撑，后一个理论没有中国具体道路予以验证。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薪火相传，代表右派和自由主义的诸多词汇已经被解禁，甚至还程度不同地出现在媒体上，但右派再难形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想当年”。
同样地情况也在左派身上有所体现。毛时代的反右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全民动员之轰轰烈烈态势，将中国的舆论环境凝聚成铁板一块。邓小平上台后，虽然先后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姓资”、“姓社”的讨论，从而使得混沌不堪的左右有了明确的分野，但左派因为有毛泽东这样一个精神领袖在撑腰，所以简单一句“毛主席万岁”便能勾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将游散于左右边缘的人拉拢过来。
不过，左派盛景却在“普世价值”和“毛泽东旗帜”大争论，以及薄熙来的倒台后变得摇摇欲坠。尤其是一度打着“共富”、“天下大同”等红色旗号并被赋予“政治明星”称号寄予厚望的重庆一把手，事情败露后却被证实是个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并玩弄女人的“黑老大”。而那些曾经聚集于薄熙来麾下，担当“重庆模式”顾问的左派公知们，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意见领袖司马南，以及因创办旗帜鲜明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声名鹊起的张宏良、韩德强、杨帆等，均被证实与薄熙来私下里存在权钱勾当。所以，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轰轰烈烈的左派也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民众的惊愕和嗤之以鼻可见一斑。
舆论普遍对左右派争论的理解大多局限在小范围内。比如右派旗手《南方周末》因一篇《宪政梦 梦之难》的新年贺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强奸”一事，一度成了当局打压右派重回毛时代“一言堂”的有力例证。喧嚣数日后，实际情况如何，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如何改善等，却再无人去追究。同样地，网络的大发展大繁荣也给那些看上去左或看上去右的公知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微博有限的篇幅来达到“被关注”的目的，但是很难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左右派。比如发出“港狗论”并以“三妈的”回击媒体的孔庆东，是公认的左派，竟也在习近平南巡期间大献殷勤，只是因为习旋风来袭，说几句“归顺”的话能聚拢人气罢了。如果是“问题之争”，争论成效几何的衡量标准就应该是问题有没有最终得以解决。就当下形势判断，恐怕只能在“利益之争”中探视出谁的利益被最大化了而已。
繁荣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如果为了捍卫“核心价值”，排斥和打压“普世价值”和其他种种思潮，认为这样才是捍卫“文化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如今的状况和30年来的发展？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 “左”、“右”争讼不已的问题。如今的中国现实，已开始让知识分子们不再过度局限于“问题之争”，这也让本来就界线越来越模糊的左、右舆论逐步走进历史。中国需要秦晓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主义，而非停留在虚拟网络场域、为了知名度和人气不断上演跳梁小丑剧目的“公知”。中国未来道路掌握在拥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手中，或左或右的“占上风”只是短暂且虚无的。抛开利益，更多地回归到问题本身，恐怕才是两派达成共识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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